联合国悼念广岛核爆 中国记者质问投弹缘由
1945年8月6日清晨，广岛城外的稻田里，一株稻穗在热浪中微微颤抖，尚未被阳光晒干的露珠，突然在无声中爆裂——那一刻，没有人听见，但整个20世纪的人类文明，从此被分成了“之前”与“之后”。
八十年后，2025年8月6日，同一片土地，和平纪念公园的钟声准时敲响。联合国副秘书长中满泉的影像出现在大屏幕上，她用平静而克制的日语讲述着核武器的恐怖，呼吁“无核世界”。台下，幸存者家属低头默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神情凝重。一切如常，仪式井然，仿佛历史只是一段需要被哀悼的伤痕。直到提问环节，一名中国记者站起身，声音不高，却像一把薄刃划开丝绸：“请问，是谁投下了这颗原子弹？”
“美国。”中满泉答得迅速，毫无迟疑。
记者稍顿，再问：“那，为什么是美国投的？”
现场骤然寂静。镜头扫过台上的日本官员，无人接话。中满泉的影像微微闪烁，她的回答变得谨慎而模糊：“这是历史的悲剧……我们应当铭记教训。”——仿佛战争没有前因，爆炸没有来由，广岛的灰烬是从天而降的天罚，而非人类行为链条上的一环。
“受害者叙事”的建构时刻
在战后的日本，每年8月6日的纪念仪式，早已不是单纯的哀悼，而是一套精心编织的国家记忆工程。广岛被塑造成“无辜的牺牲者”，是核时代的第一声警钟，是和平主义的圣坛。教科书中，原子弹的章节往往以“8月6日，广岛化为焦土”开篇，却很少追溯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更少提及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万中国人的生命消逝。
这种叙事并非偶然。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出于冷战需要，有意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转而突出其受害身份，以争取日本作为盟友。而日本国内，尤其是广岛与长崎的地方政府，也乐于将城市命运与“和平”绑定，以此争取国际同情与资源支持。于是，广岛从一座曾为军需生产服务的城市，转型为“和平之都”，其博物馆陈列着烧焦的衣物、扭曲的自行车、儿童的水壶——每一件物品都在诉说无辜，却极少提及这座城市在战争机器中的角色。
然而，历史的重量不会因回避而消失。中国记者徐德智的提问，正是戳破了这层精心维持的薄纱。他不是在质疑事实，而是在追问因果。谁投的？是美国。为什么投？因为日本自1937年起全面侵华，1941年偷袭珍珠港，将太平洋拖入战火；因为盟军评估，若强行登陆日本本土，将付出百万级伤亡；因为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东京内阁仍在争论“体面停战”的可能。
历史不是单帧画面，而是一卷连续的胶片。截取其中一帧，称之为“悲剧”，却抹去前因，便成了选择性记忆的政治操作。
被遗忘的“前史”：亚洲的战争创伤
在广岛钟声响起的同时，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清晨已有民众献花。3500万——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伤亡的总人数，是广岛长崎死亡人数的数十倍。然而，在国际主流叙事中，这一数字常被边缘化。西方历史书写中，“二战”始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而亚洲战场常被视为“支线剧情”。
但对东亚而言，战争早在1931年便已开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掠夺资源，强征劳工；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实施“三光政策”；在东南亚，日军占领菲律宾、马来亚、印尼，强征“慰安妇”，制造马尼拉大屠杀。这些暴行，构成了原子弹投放的历史语境。美国决策层并非出于复仇，而是基于军事计算：尽快结束战争，减少盟军伤亡。
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的清算，成为欧洲和解的基石。勃兰特1970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纪念碑前跪下，那一刻，德国才真正开始被欧洲接纳。而日本，尽管有民间和平团体的努力，但官方层面始终回避彻底反省。靖国神社至今供奉着甲级战犯，教科书对侵略战争的描述仍用“进入”而非“侵略”，首相参拜行为屡次引发邻国抗议。
当广岛强调“唯一核爆受害国”身份时，它无形中将自己置于道德高地，却忽略了自身作为加害者的历史位置。和平，若建立在片面记忆之上，便如同沙上筑塔。
联合国的困境：和平话语中的历史失衡
联合国设立的初衷，正是为了防止战争重演。其宪章开篇即言“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而核不扩散机制，更是冷战后国际安全的支柱之一。然而，当联合国高官在广岛纪念活动上发言时，她陷入了一种结构性困境：作为国际组织代表，她需倡导普遍和平；但作为日本人，她又难以直面本国的历史责任。
这种矛盾，折射出国际机构在处理历史问题时的普遍难题。和平话语往往追求“去政治化”，强调人类共同命运，却容易淡化具体的历史责任。中满泉的发言，正是这种“去语境化和平主义”的典型——她可以谴责核武器，却不愿深究其为何被使用；她可以呼吁和解，却不提和解的前提是正视过去。
相比之下，中国记者的追问，并非挑衅，而是一种“历史正义”的诉求。他提醒世界：和平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建立在对因果链条的完整认知之上。若只哀悼广岛，却遗忘南京、马尼拉、新加坡，那么这种和平，注定是跛足的。
记忆的争夺：谁有权定义“和平”？
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里，有一座著名的“原爆之子”雕像，纪念因辐射病去世的少女佐佐木祯子。她折了千只纸鹤，祈求康复，最终未能如愿。这座雕像成为全球和平象征，纸鹤被送往世界各地。然而，在中国，类似的象征却鲜有国际回响。南京大屠杀的“哭墙”上，刻着一个个名字，但它们在国际公众记忆中的能见度，远不及广岛的钟声。
这背后，是话语权的不平等。战后国际秩序由战胜国主导，而日本作为美国盟友，其受害者叙事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和平话语体系。而中国虽为战胜国，但在冷战格局中长期被孤立，其战争创伤长期未获充分国际承认。直至近年，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其历史叙事才逐渐进入全球视野。
徐德智的提问，因此不仅是对联合国高官的挑战，更是对国际记忆秩序的一次微小但坚定的修正。他试图将亚洲战场的苦难，重新纳入二战的整体叙事中。和平，不应只是“没有核爆”，而应是“没有侵略、没有屠杀、没有殖民”的全面正义。
余烬中的回响：和平能否建立在遗忘之上？
仪式结束后，广岛的街道恢复平静。游客们购买和平纪念品，孩子们在公园奔跑。而在东京，防卫省正计划大幅增加军费，自卫队活动范围不断扩展；在台湾问题上，部分日本政客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令人联想到旧日“大东亚共荣圈”的幽灵。
历史从未真正过去。当一个国家只愿记住自己受害的时刻，却回避自己加害的过往，它的和平承诺便始终带着阴影。德国能成为欧盟核心，正因其彻底清算过去；而日本与中韩的和解之路崎岖，根源正在于此。
广岛的钟声每年都会响起，但真正的和平，不在于仪式的庄严，而在于记忆的完整。那株1945年清晨被热浪震落露珠的稻穗，如今早已化为尘土。但它的子孙仍在生长，见证着人类是否终于学会：和平，不是选择性哀悼的艺术，而是直面全部历史的勇气。
当世界只听见一个城市哭泣时，另一片大陆的沉默，便是对和平最深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