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能吞23万国土,中国为何死守西域?丝绸之路透露真相
【古人的选择】
古时中国为啥铁了心守西域,而不去东南亚开疆拓土?为啥古中国宁愿派大军死守西域,也不对东南亚动手扩张?
有人曾断言中国无法被战胜是妄想,但看看越南那段过往,就知道这种说法根本不靠谱。
在汉朝那会儿,越南所在的交趾那三个郡,面积也就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可现在越南的领土有三十三万平方公里了,多出来的这二十三万平方公里,都是越南近四百年里一点点扩张得来的。
就连实力不如古代中国的越南,都能在东南亚扩展自己的地盘,那综合实力远超它的古代中国,自然不是因为没能力攻下,而是压根就没打算去攻打。
大家普遍觉得,西域的战略意义特别大,它把控着丝绸之路,又正好在农耕和游牧区域的交界处。汉武帝就说过,掌控了西域就等于“砍掉了匈奴的右胳膊”,这足以说明西域在当时战略规划中的关键作用。
再看看东南亚,以前被看作是“蛮荒又多病的偏远之地”,士兵去了,死亡比例能高达四到五成,管理起来非常棘手,而且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战略价值,靠儒教对越南政权施加影响就能间接控制。
这个说法确实说得通,可当我真正站在龟兹那片古老土地上,用手轻轻触碰着仅存的古城墙时,猛然间察觉到,史书里似乎还藏着更关键的缘由——古代中国在战略上做出选择,背后其实是陆地力量和海洋力量的较量。
陆地权力为重:多数王朝的常见策略 若将时间轴拉长,多数古代王朝都着重经营西域,唯有南宋另辟蹊径,将视线投向了东南亚地区。
有人讲南宋不涉足西域是因鞭长莫及,转而经营东南亚是无奈之举,可正是这“无奈之举”,却揭示了古代中国战略决策的核心思路:除了南宋这个侧重海上发展的王朝,其他王朝始终都在争夺陆地控制权。
说起海权和陆权,大家都清楚英美是靠海发展的国家,中苏则是依靠陆地发展的国家。但很少有人去仔细琢磨这两种权力模式到底有啥本质的不同,它们背后的战略思路和发展方向其实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海权并非仅仅因为靠近海洋,陆权也并非完全与海洋绝缘,它们代表了人类在权力竞争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表面上看似争夺权力,实则是两种权力思维在较量。在过去百年的世界史中,权力较量的两端始终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
一战时,靠陆军强大的德国和靠海军称霸的英国对上了;二战时,又是陆军实力强劲的德国和海军厉害的美国杠上了;冷战时,陆军占优的苏联和海军强大的美国成了对手,直到现在,这种态势基本没啥大变化。
8世纪时,大唐正处繁荣时期,海上力量和陆地势力暗暗较劲,在南北两个重要地方相遇,就像两股大水撞在一起,掀起了那个时代的巨浪。
南方海上的关键据点,是东南亚的安南都护府;北方陆地的重要节点,是西域的敦煌归义军,两者交锋的序幕拉开,一段传奇由此慢慢展开。
公元679年,唐朝在中南半岛设立了安南都护府,从此对这片区域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治理,这不仅体现了大唐的鼎盛实力,也在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章。
那时作为顶尖强国的唐朝,打算用汉族官员替换安南的豪族势力,以推行中原的教化政策,结果却适得其反,加剧了冲突,给日后的变乱埋下了祸根。
与此同时,唐朝在西域那边的谋划也在逐步展开。
640年时,唐太宗把高昌给平定了,还设了西州,建了安西都护府。657年,苏定方在曳咥水把阿史那贺鲁打得大败,西突厥就此灭亡。后来,安西都护府搬到了龟兹,成了大唐在陆地上的重要核心。
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河西走廊(那时称作西州)是个重要通道,唐朝在这设置了河西节度使,管理着八支军队。沙洲的豆卢军中,有个敦煌的张氏家族崛起,六十年后,这个家族改变了大唐的走向。
755年,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吐蕃趁这个机会攻入了西域。到了786年,河西走廊被占,790年时,安西都护府也没能守住,大唐在陆地上的强大影响力至此画上了句号。
南方的安南都护府日子也不好过,跟南诏国老是打仗,统治越来越不牢靠。到了公元907年,大唐覆灭了,安南的豪强曲承裕把汉族的流官赶走了,自己当上了靖海军节度使,越南事实上就独立了,只不过名义上还归南汉管。
公元939年的时候,越南的吴权把南汉给打败了,从此越南就完全不再属于中国管辖范围,大唐在海上方面的势力支撑点没了,但恰在此时,北方陆地势力支撑点的河西走廊又重新有了影响力,这就是归义军所为。
归义军领袖张议潮出身沙州名门望族,在公元848年他发起起义,短短三年便收复了十一个州,并向唐朝朝廷呈上了地图。
公元851年,唐宣宗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如今在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的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里,仍能瞧见当年归义军的赫赫气势。
归义军战斗力太强,连大唐皇帝都心存疑虑,公元867年时,皇帝下令让张议潮到长安来,改由他侄子张淮深接任节度使一职。
安史之乱结束后的两百年间,西北的归义军和东南的靖海军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归义军发动起义后选择依附唐朝,成为大唐最后掌控陆地的重要力量;而靖海军则自立为王,导致越南彻底独立,此后千年都未再纳入中国版图。
这背后有个历史道理:陆地强权国家得有陆地关键支撑点,而这些支撑点没了陆地强权国家也难以存在。
不管是安西都护府还是河西走廊所在的西域地区,都得依靠陆上强国的庇护才能安稳,要是独自存在,很快就会被其他陆上势力给吞并。
归义军的情况就是个典型,张议潮前往长安之后,军中那些豪族势力起了内讧,张淮深和索勋先后遭了毒手被杀。
905年的时候,张承奉给自己封了个“白衣天子”的名号,还建立了西汉金山国,但没撑几年就被别人抢了权。到了1036年,西夏的李元昊把沙洲给打下来了,归义军也就此消失了。
近代苏联把中亚地区纳入自己版图,这属于陆上强国吞并陆上战略要地的例子。但靠海洋发展的战略要地就不同了,它们早晚会从陆上强国中脱离出来,因为会被海洋发展模式所吸引。
越南即便曾在中国版图上存在了上千年,但随着陆上强权的衰落,它终究变成了一个细长的海洋型国家。
要弄懂古代中国为何做那样的选择,得先弄明白陆权和海权到底区别在哪儿。
它们如同两双“看不见的手”,在权力较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遵循的规则大相径庭。陆权讲究的是“逐步渗透掌控”,先从一个点开始,再到一条线,最后扩展到一大片区域,逐步实现对相连领土的把控。
就像大汉王朝,先设置了传递消息的驿站,接着设立了地方行政的郡县,最后才进行分封诸侯国,逐步将全国的领土管理起来。
海权可不一样,它不图把大片相连的土地都掌控在手里,而是紧盯港口和要道,通过掌控海上航线来施展影响力,陆地不过是航线上的“歇脚处”。
【两者差异】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蒙古帝国堪称陆地霸权的典型,大英帝国则是海洋霸权的极致体现。
蒙古帝国最强盛时疆域达2400万平方公里,但由于缺乏海上控制权,始终无法攻占日本。日本史书里提到的"神风"并非决定因素,毕竟陆地强国在海上本就不占便宜。
大英帝国虽然陆地版图只占其“日不落帝国”称号下区域的0.24%,却掌控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港口,从而称霸世界长达一个世纪,不过其影响力难以深入各大洲的内陆地区。
两者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四个地方,就经济根基而言,陆权国家主要依赖土地和农业,而海权国家则依赖海洋贸易;在财政收入方面,陆权国家靠征税收粮,挖掘现有资源,海权国家则通过跨地区贸易获利,收取“看不见的税”。
在扩展版图的方式上,陆上势力得不断占领土地,占得越多管理起来就越费劲,而海上势力只需掌控几个港口就足够了,毕竟海上不容易发生叛乱;在治理体系上,陆上势力采用的是类似金字塔的集权模式,权力一级一级往上集中,海上势力则倾向于联邦式的分权模式,依靠社会契约来形成共识,靠的是“价值观统一”而非“权力集中”。
这也就说明了为啥英美常常宣扬那些所谓的普世理念,实际上是在打造一个以海权为基础的联盟体系。
2023年有消息指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力推“印太经济框架”,其实质是想通过价值观的联结,来强化自身在海上的影响力,这与历史上靠海权称霸的国家的做法如出一辙。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其实是双方相互挑选的结果。中原王朝的治理手段,得依赖农耕文明才能有效施展,而东南亚除了越南北部勉强称得上农耕文明外,其他地区多为农耕部落,根本无法融入以陆地为主的权力体系,只能在大海的权力格局中“游离”。
“守护四方”这类儒家观点也能说明,西域是保卫中原大陆权力的关键区域,而东南亚则处于大陆权力体系之外,属于“未被大陆权力影响之地”,这里的“影响”不仅指“王权教化”,更指“大陆权力的辐射与覆盖”。
南宋时期,形势有了变化,原本以陆地为主的国家开始重视海洋,海上贸易变得兴旺起来,东南亚地区也随之变得炙手可热。
那时市舶司所掌管的南海贸易收入,占到了南宋朝廷财政收入的20%,远超北宋时期的3%。
海上贸易路线东达日本,西至波斯,每年为南宋赚进50吨白银。如今在南海沉船中还能打捞出南宋的龙泉窑瓷器,足见当时有多兴旺。南宋虽只占据东南沿海,却将海洋视作"良田",一跃成为海上强国。
它造船的手艺在世界上那可是顶呱呱,海军有三万之众,还配备了威力不小的霹雳炮。公元1132年陈家岛那场海战,南宋军用水火夹攻,把金军打得全军覆没。
泉州曾是东方最繁忙的大港口,广州聚集着数万外商,外商聚居区随处可见,蒙古灭掉南宋,实质上是陆地霸权国家与海洋霸权国家的一场最终较量。
当时还是陆地力量占主导的时期,崖山那场大战南宋败了,海上势力崛起的尝试也随之终止。
但南宋时期所展现出的海洋权力特质,不过是中国大陆文明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模式。
15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后,凭借资本和军舰力量,海权逐渐掌控了世界话语权,陆权与海权的较量自此全面展开,至今仍未结束。
1655年时,清朝颁布了“不许一片船帆出海”的严令;到了1757年,乾隆帝为了防范英国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强化了海禁政策,仅允许广州的十三家商行进行对外贸易。
1770年的时候,越南打算从原本依附中国的地位变成直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乾隆皇帝没答应,直接表明清朝只注重陆地上的统治,对海上的控制不感兴趣。
后来,海洋势力与陆地势力的冲突演变成了战争。1894年那场甲午之战,看似是清朝与日本在打斗,实则是新兴的海上强国日本与传统的陆地大国中国在争夺主导权。
1946年丘吉尔做了铁幕演讲,从此美苏之间的冷战拉开序幕,这并非单纯两国间的争斗,而是两种不同权力体系间的比拼,争夺的不仅是全球的统治地位,更是人类权力归属的主导权。
当下谁占据陆上霸主地位,谁又是海上龙头老大,大家心里都有数。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本质上就是两种权力格局的直观展现。美国推行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其实是海上霸权规则的延续;而苏联实施的计划经济和民主集中制,则是陆上霸权规则的体现。
一个国家采用哪种制度,并非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是由权力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以陆地为主的国家强行套用海洋强国的规则,那它注定会走向分裂,就像1991年的苏联那样;而如果一个海洋强国试图实行陆地强国的集权方式,也会引发混乱,特朗普之所以无法实现“集权”,就是因为美国是海洋强国,无法变成像罗马帝国那样的陆地强国。
从历史中看如今给我们的提醒:书读得历史越多,就越能明白,人其实从来都没真正掌控过权力,不过是权力用来显示自身存在的棋子,这道理古今皆然。
当然,这不过是看历史的一种视角罢了,人类历史究竟是被神权和王权掌控,还是由陆权和海权左右,并没有固定结论。
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从不同角度看山有不同形状”,换个角度去瞧,便能发现别样的美妙。
如今的中国,既看重陆地上的稳定与拓展,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中亚、欧洲等地的陆上交流合作,让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重现;又重视海洋权益的提升,确保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促进南海区域的合作,力求陆地与海洋权益同步发展。
2024年有消息说中老铁路全程打通了,这可是陆权发展的一个鲜活案例,它就好比古代的河西走廊,架起了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桥梁,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中国和东盟在海上展开的合作,也让东南亚从过去偏远的“边缘地带”,转变为携手共进、互利互惠的好伙伴。
古代中国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了最合适的战略决定。现在,我们既要从历史里学经验,知道平衡陆地和海洋力量有多关键,也要跟上时代步伐,用开放的心态,让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
每段历史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就像一串串起来的珍珠,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在一起。明白古代中国为何坚持守住西域,不只是为了了解过去,更是为了更好地过好现在,创造更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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