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蒋介石设下文字陷阱，逼张学良写回忆录，少帅的回应堪称一绝
1956年的台湾新竹，对于已经被软禁了二十年的张学良来说，日子就像一潭死水，平静到几乎听不见一丝波澜。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如今已经55岁，每天的生活就是种种菜，读读书，傍晚和赵一荻散散步，早就没了当年的锐气。
可就在10月23日这天，一个命令从台北传来，彻底打破了他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
负责看管他的刘乙光，那天表情格外严肃，站在张学良住的日式木屋门口，传达了蒋介石的指令：“汉卿先生，委座命令您，就西安事变写一份回忆录。”
这句话很短，但是分量极重，像一颗炸雷在张学良的脑海里响起。
西安事变，这个改变了他一生，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时隔二十年，又被蒋介石翻了出来。
时间拉回到1936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兵谏”最终和平解决。
张学良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他以为这是一种担当，结果等待他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和漫无天日的囚禁。
从浙江的雪窦山，到贵州的阳明洞，再到台湾的井上温泉，他像一件被尘封的古董，在地图上被挪来挪去，唯一不变的，是那份失去自由的孤独。
二十年过去了，蒋介石为什么突然要他写这份回忆录？
这绝不是简单的让故人追忆往昔那么简单。
老蒋这么做，可不是简单地想看看少帅的文笔，这里面的道道可深了。
1956年，正好是西安事变二十周年。
大陆那边正在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报纸上到处都是赞扬张学良是“民族英雄”、“爱国将领”的文章，肯定了西安事变促成全国抗日的伟大功绩。
这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听了心里能舒服吗？
他败退到台湾，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
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耻辱，如果不是张学良搞那么一出，他早就把“剿共”大业完成了，哪有后来的事。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张学良写回忆录，蒋介石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搞一场政治反击。
他希望利用张学良自己的笔，写出一份“忏悔录”，承认自己当年是“年幼无知，受了共产党蒙骗”，才干出了那样的糊涂事。
这样一来，不仅能把张学良的爱国形象给抹黑了，还能反过来证明自己当年“剿共”的正确性，巩固他在台湾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
刘乙光传完话，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委座的意思是，希望您能写清楚，当年是如何受到共产党欺骗的。”
他一边说，一边偷偷观察张学良的脸色。
这么多年看管下来，揣摩张学良的心思，已经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
就是这句话，一下子戳到了张学良的痛处。
他虽被关着，心里那份信念却从没动摇过。
当年要不是老蒋一门心思“攘外必先安内”，东北军怎么会无家可归，整个华北又怎么会一步步落入日本人手里。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他发动兵谏的根本原因，是他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现在要他违背自己的良心，承认自己“被骗了”，这不等于让他自己否定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吗？
可是，拒绝的后果是什么？
张学良心里跟明镜似的。
刘乙光虽然没明说，但二十年的囚禁生活让他明白，自己的吃穿用度，甚至能不能活到明天，都捏在蒋介石手里。
这回忆录，不写也得写。
接下来的日子，写回忆录就成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一场无声的较量。
这过程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
每天坐在书桌前，提笔的时候，脑子里就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说，写吧，顺着老蒋的意思写，说几句软话，说不定能换来自由。
另一个说，不能写，历史就是历史，一旦白纸黑字写下来，就再也改不了了，你不仅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当年支持你的东北军兄弟和全国百姓。
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在蒋介石划定的框架里，他开始了自己的“春秋笔法”。
老蒋要他写“与共产党的接触”，他就写；要他写“兵谏时的冲动”，他也写。
但是，他巧妙地调整了叙事的重点。
他绝口不提自己是“受了欺骗”，而是反复强调自己当时看到的情况。
他写道：“看到华北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看到我们东北军的将士们天天望着家乡的方向流泪，我作为一个军人，实在不忍心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他也不写什么“事后的悔悟”，而是换了一种说法：“如果能够早一天实现全国团结抗日，哪怕能少牺牲一个同胞，我个人受什么样的委屈，坐多少年牢，都算不了什么。”
写好的稿子交上去，刘乙光每次看完都会皱着眉头送回来，然后客气又坚定地提醒：“汉卿先生，委座觉得您对当年被共产党蛊惑的细节写得还不够，对委座的愧疚之情，也应该再强调一下。”
张学良也不争辩，拿回来就改。
但他就像一个高明的工匠，在修修补补中，始终守着房子的主梁。
核心的底线，就是绝不否定西安事变的抗日初衷。
有一次，刘乙光又来催稿，话说得有点重：“汉卿先生，委座说您这里写得不够深刻，是不是有些事还没想通？”
张学良放下笔，抬头看着他，平静地说：“我想通的是，抗日没有错。
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还不能坦坦荡荡地提‘团结’这两个字。”
刘乙光听完，愣了半天，最后默默地退了出去。
他或许从这句话里，感受到了这位失势少帅骨子里那份不屈的傲气。
在这场博弈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蒋经国。
蒋介石让张学良写回忆录，其实也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让儿子蒋经国学学怎么管控这些“异己”。
蒋经国也确实来“探望”过张学良，名义上是关心，实际上也是来检查回忆录的进展。
他翻着稿子，淡淡地说：“汉卿先生，这回忆录是留给后人看的，要对得起历史。”
这话听着客气，潜台词谁都懂，就是要对得起他们蒋家的历史。
但蒋经国对张学良的感情是复杂的。
说起来，他能从苏联回到中国，还多亏了西安事变。
当年事变后，周总理为了促成国共合作，当面向蒋介石承诺，可以帮助蒋经国回国。
所以从个人角度看，蒋经国对张学良是存有一份感激的。
他接手管理张学良后，方式也比之前的戴笠、毛人凤柔和得多，两人私下关系还不错。
1957年初，这份让张学良心力交瘁的回忆录初稿终于完成了。
刘乙光赶紧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老蒋看完，脸色铁青，非常不满意。
他在稿子的封面上大笔一挥，写下“缺乏痛定思痛之诚”八个字，直接打了回来，要求重写。
稿子退回来的时候，张学良正发着高烧。
赵一荻心疼地劝他，身体要紧，不行就先拖着。
张学良躺在床上，苦笑着说：“怎么改都是一样的。
我心里的那本账，我自己清楚就够了。”
最后，他只是在文稿的末尾，又加了一句话：“余一生所求，唯‘抗日’二字，虽身陷囹圄，此志不渝。”
这句话，像一根硬刺，狠狠地扎进了蒋介石想要的“忏悔录”里，也成了张学良对自己半生选择的一个交代。
这份回忆录，最终当然没有被公开。
蒋介石把它锁进了“总统府”的档案室，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部分解密。
而张学良，也再没有被要求写过类似的东西。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个人的恩怨情仇在时代大潮中显得那么渺小。
这份未完成的回忆录，与其说是一份政治工具，不如说是一位历史人物在巨大压力下，坚守内心信念的真实写照。
它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权力无法改变的。
备注：图片内容等信息来源网络，有任何问题联系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