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将军”刘亚楼如何用残兵守住关键阵地

刘亚楼，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荣获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他在苏联获得的战胜德国奖章和战胜日本奖章，却鲜有人们耳闻。

刘亚楼将军是我军唯一获颁苏联奖章与勋章的开国上将。苏联那段经历，无疑是刘亚楼成长为一代战神的至关重要的时期。他不仅堪称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军事英才，更是苏联高层热切希望吸纳的军事人才。

然而，刘亚楼最终毅然选择了投身祖国的怀抱，将他在苏联所学得的全部军事才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倾注全力于人民空军的成长与壮大之中。

苏联催生刘亚楼成现代战争战神。

苏联的经历标志着刘亚楼从红军时期的鸟枪土炮游击战、师级规模的运动战和防御战，逐步晋升至指挥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关键转折点。他在苏联的求学生涯以及参与卫国战争，历时长达八年，这段时光无疑是刘亚楼成长为一位能够驾驭现代化装备、精通现代战争技艺的杰出将领的宝贵历程。

刘亚楼，于1910年4月8日，在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中呱呱坠地，他是那个时代无数苦难与不幸的儿童之一。仅仅在出生后的第二天，他的母亲曹秀孜便因疾病离世。刘亚楼在崇德小学的求学之路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刻苦精神，小学毕业后，他成功考入长汀第七中学。然而，由于家境的困境，他不得不辍学回到家乡。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崇德小学校长、共产党员刘克模的赏识，并被聘为教师。在刘克模的悉心引导下，刘亚楼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籍，从而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1927年秋季，随着中共武平特别支部的正式成立，刘亚楼投身于由党领导的隐蔽革命斗争。在此期间，他联络了48位充满热血的青年，共同组建了“铁血团”，并被推选为农民组织“大青年会”的领导核心。

1929年五月末，刘亚楼为庆祝红四军第二次踏入福建，投身于武平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之中，并被编入红四军第三纵队的第八支队，担任班长及排长之职。同年八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12月，刘亚楼有幸被选拔至红四军随营学校深造。学业有成后，他重返原部队，荣任连长一职。

刘亚楼红军时期。

1930年四月，刘亚楼同志担任红12军第5团第1营的营长，并兼任政治委员一职。至六月，他晋升为第4军3纵队八支队的党代表。九月，他被任命为红4军第12师35团的政治委员。同年十二月，刘亚楼同志率领该团参与了中央根据地发起的首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龙冈围歼战。在这场激战中，他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成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18师，共计9000余人，并生擒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

刘亚楼此后继续率部投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役。在1931年8月11日，黄陂战役中，他一战扬名，声名鹊起。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激战中，蒋介石集结了三十万大军，分兵左右两路向苏区发起猛攻。然而，红军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仅有三万，面对如此悬殊的差距，只能采取迂回战术，绕道敌后寻找战机，以求出奇制胜。7月31日，毛泽东与朱德经过周密分析，判定富田方向的敌军兵力相对薄弱，遂决定从富田发起突破，进而突袭国民党军队的后方。

8月4日，红军在进攻富田的过程中，不幸发现敌人已先行一步，占据了富田。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毛泽东与朱德当机立断，调整战略部署。他们决定将部分兵力用于牵制敌人，引导其主力7个师向兴国西北地区进发。与此同时，我军主力部队则在敌人左右两侧合围之前，巧妙穿越他们之间40公里宽的狭窄地带，迅速转移至莲塘地区，从而在莲塘、良村两场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8月11日，红军在黄陂地区遭遇了毛炳文部队的顽强抵抗。红4军军长林彪亲自担任前线指挥任务，他下令红35团负责正面战场的阻击，坚守阵地，为主力部队争取迂回歼敌的宝贵时间。此次阻击战的责任落在红35团政委刘亚楼肩上。

破晓时分，红35团尚在紧急构筑防御工事，不料敌军突然发起猛攻，给了他们措手不及。据刘亚楼所掌握的情报，进攻的敌军仅是两个营的兵力。然而，战斗一触即发，他方才惊悉敌军实为一个整编旅。在团长带领下，红35团英勇顽强地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一番激战，红35团仅剩十几名战士，且个个身负重伤。刘亚楼虽幸免于难，但腿部不幸受伤。

凭借红35团的坚定防御，为主力部队围歼敌军赢得了宝贵时间。黄陂总攻战迅速取得胜利，共俘虏敌军4000多人，击毙10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0多支、机关枪30挺、迫击炮11门、子弹40余万发，以及一台电台。此战让林彪对刘亚楼有了新的认识，他深知刘亚楼是一位难得的军事奇才，堪称值得大力栽培的将领之选。

1932年三月，刘亚楼被任命为红11师的政治委员。翌年六月，红一方面军调整编制，取消了原有的军级单位，直接管辖第1、第2、第3师。在此期间，刘亚楼担任第2师的政治委员，并投身于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战斗以及长征的艰苦征程中。

在长征的征途中，刘亚楼同志身为红2师的政委，率领部队担任红1军团的开路先锋，接连在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勇夺娄山关以及四渡赤水河等关键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在面临危急关头，生死攸关之际，他带领中央红军成功突破敌军重围，为胜利北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7月30日，刘亚楼被任命为红1师的师长。率领红1师历经草地之困后，他们继续北上征程，投身于攻克北上通道要塞腊子口的激战之中。

9月12日，红1军与红3军合并，正式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刘亚楼同志被任命为该支队第2纵队的副司令员。抵达陕北后，他担任红1军团第2师的师长，并参与了直罗镇战役与东征战役。随后，他暂时离开前线，接受党的安排，进入红军大学深造，接受重点培养。

1936年6月，林彪荣幸地成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首批学员之一，踏上求学的征程。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12月毕业之际，林彪荣幸被选中，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留校担任红大训练部部长一职，此后更晋升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

1939年伊始，刘亚楼凭借在抗日军政大学所展现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政治素养，加之其初中毕业的高学历背景，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点将，被选派至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段经历，使他得以亲历并见证苏联现代化军事装备与大规模兵团作战如何战胜纳粹德国法西斯，同时也使他精通了现代化战争的组织与指挥技艺。

刘亚楼身着苏联颁发的纪念奖章，一枚象征着战胜德国的荣耀，另一枚则昭示着战胜日本的辉煌成就。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始建于1918年12月，与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齐名，被誉为世界三大军事学府。该学院孕育了众多传奇英雄，如夏伯阳、切韦列夫、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等苏联高级将领，以及无数高级军事指挥人才，享有“红军大脑”的美誉。在我国上世纪20年代，刘伯承、左权、刘云、陈启科、刘畴西等为数不多的军事将领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9年，刘亚楼、卢冬生、钟赤兵、李天佑等红军中的杰出人才再次有幸赴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为我党培养和储备了众多优秀的军事将领。

苏联堪称孕育刘亚楼成长为战神的摇篮，此言不虚。

刘亚楼获苏联颁战胜德国奖。

“在我父亲刘亚楼的生平中，1941至1945年，他亲历了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我手中至今珍藏着他身着苏式军装的珍贵照片。照片中的父亲，年富力强，身着军装，头戴少校军衔，英姿飒爽，胸前挂着的两枚奖章尤为引人注目。”这两枚奖章，一枚是苏联授予的战胜德国的荣誉勋章，另一枚则是表彰战胜日本的英勇勋章，正是刘煜鸿女士所提及的。

图左为苏联颁发的战胜德国奖章，图右则为战胜日本的荣誉勋章。

苏联所颁授的战胜德国勋章，与刘亚楼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以及他随后的苏联卫国战争经历，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刘煜鸿回忆道，1939年四月，党中央派遣父亲前往苏联，进入被誉为“红军大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抵达莫斯科之初，他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语言上的重重困难。

抵达苏联后，刘亚楼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需入院治疗。那时，苏联的麻醉药物供应紧张。术前，苏联医生用俄语询问他的需求：“需要麻醉吗？”医生边说边做手势，但刘亚楼未能理解，连续摇头。医生误以为他不愿接受麻醉，为节省医院资源，带着钦佩的目光点头，并向他竖起大拇指。随后，刘亚楼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送入手术室，忍受了阑尾切除手术的痛苦。

直至刀锋划破腹壁的瞬间，刘亚楼方才恍然大悟，苏联医生竟误解了他那摇头之意。躺在手术台上，刘亚楼紧咬着牙关，忍受着人生中最为难以忍受的剧痛，最终艰难地坚持到了手术的结束。

刘煜鸿感慨道：“出院后，父亲立下决心，要迅速突破语言障碍。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懈的斗志，他投身于这场新的挑战。日复一日，他早起晚睡，刻苦练习发音，认真默写单词，反复背诵俄语课文。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回报。半年之后，父亲已经能够熟练运用日常用语，甚至能够用俄语流畅地回答和书写学习中的各类问题。”

刘亚楼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涵盖了世界战史、战略学、战役学等领域，此外还包括了大兵团联合作战的组织指挥、战术运用以及军事工程学等知识。这些课程内容层次丰富、体系严密，要求教员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授完所有规定内容，对于刚开始学习俄语、记录速度较慢的刘亚楼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面对这一难题，刘亚楼通过延长自学时间来提升自己的俄语水平，并以更加刻苦的学习态度来弥补俄文能力的不足。1939年9月，周恩来在延安遭遇马匹跌落受伤，来到莫斯科治疗期间，特意看望了中国学员。在聆听了刘亚楼的汇报后，周恩来感到十分欣慰，并鼓励他努力学习，将战术理论运用到实际战斗中。

踏入第二学年，刘亚楼不仅能够熟练掌握课堂所学，更在教员授课的范畴之外，广泛涉猎各类学术专著。在军事学术讨论中，他对于战役战术思想的深入剖析与周密阐述，屡次赢得同学们的赞誉；而在作战推演的实践中，他在谋略运用和组织协调等方面的智慧与才能，亦迅速展现无遗，赢得了教员的极高评价。

刘亚楼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之际，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对现代战争的深入研究。他细致分析了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可能采取的进攻苏联的路线。

1941年春，刘亚楼参与了关于德军进攻莫斯科主攻方向的讨论。苏军最高统帅部坚信德军将沿顿涅茨河流域东进，意图占领富含经济作物的地区，从而切断苏联的经济命脉。

然而，刘亚楼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德军的主攻方向不会是拿破仑1816年入侵俄罗斯的路线。由于德军的机械化部队与拿破仑时代的骑兵迥异，无法穿越土质松软、水网密布、稻田连绵的地区，而白俄罗斯至莫斯科的距离最短，沿途地形坚硬，更适合德军装甲部队的快速突袭。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在苏联养病的林彪的赞同。刘亚楼的意见通过共产国际传达给了苏军高层，遗憾的是，斯大林并未采纳这一建议。1941年6月，纳粹德国发起了对苏联的闪电战，其进攻路线的验证，证明了刘亚楼的判断是准确的。

三年后的1942年，刘亚楼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他毅然请求返回祖国，并得到了批准。然而，抵达蒙古乌兰巴托后，他惊悉边界已被严密封锁，归途受阻。无奈之下，他被分配至苏联红军服役，并被授予少校军衔，投身于苏联的卫国战争。

尽管纳粹德国的战争目标尚未实现，但随着寒冬的降临，德军却未做好过冬的准备，士兵们大量因寒冷而伤亡，战斗力持续下降；相较之下，苏军适应严寒环境，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迅速调整兵力，集中力量消灭德国的装甲机械化部队。他建议首先出动各类作战飞机，寻找机会摧毁德军的空中力量，夺取制空权；随后，以战斗机为掩护，轰炸机清扫地面敌军，再以装甲部队为先锋，充分运用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迅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对德军实施致命打击。苏军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据此取得了显著战果。

“堪当师长之职，在司令部工作则可胜任部队副总参谋长或业务部门领导之位。”“具备卓越能力，觉悟高尚，工作认真，团结同志，在同志中享有崇高威望。”苏军高层对这样的人才尤为青睐，并多次尝试将他纳入苏联国籍。在苏军，若非苏联国籍，便无法担任军事主官之职；而一旦加入苏联国籍，便能获得更高的权力与优厚的待遇。然而，刘亚楼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因此，他在苏军始终以参谋身份任职，军衔仅为少校。

正是凭借在卫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刘亚楼荣获了苏联颁发的战胜德国勋章。

苏联授予刘亚楼战胜日本勋章

刘亚楼所获得的第二枚苏联勋章，系为战胜日本而颁发的奖章。此奖状以表彰他在苏联国际旅中，以及与苏军协同作战，于我国东北地区击败日本关东军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战后斯大林格勒会议的余波中，刘亚楼以“王松”这一化名被派遣至抗联教导旅，肩负起军事指导的重任。

抗联教导旅，成立于1942年8月，系中国东北抗日联军迁至苏联境内后所组建，隶属于苏联远东红旗军，被编为第88独立步兵旅，亦称“国际旅”。刘亚楼凭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针对旅员们的具体情况，精心制定了教育训练方案，并亲自指导该旅严格按照计划内容与训练流程进行训练。他亲自翻译并编写教材，每周都亲自授课，因此被誉为“大老师”。

1943年，刘亚楼被委派至苏军驻哈巴罗夫斯克（亦称伯力）的远东军区，负责军区司令部的参谋事务。他的才华与能力很快便得到了苏军领导的认可，被誉为一位杰出的参谋人才。

刘亚楼在苏联参战。

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一封刘亚楼于1943年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亲笔致毛泽东的信件。信中，他深情地回忆起离开延安之际，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对他的殷切嘱托。他笔触真挚地写道：“自中央赋予我这一重任以来，这几年来，我始终全力以赴，竭尽所能。”

在信中，刘亚楼凭借其所学知识及在苏军的丰富经验，对我军的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他特别强调了亟需加强骑兵、炮兵、无线电、坦克、航空等各兵种建设的观点，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党的深情厚谊。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他却始终牢记使命，满怀对军队建设发展的深切责任感，以及对早日回国报效祖国的殷切期盼，这股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1945年盛夏，刘亚楼积极参与了抗联教导旅回国作战行动方案的策划，以协助苏联红军对日展开攻势。

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锐不可挡，跨越中苏边界，挺进我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面攻势。刘亚楼随苏军并肩作战，重返阔别近八载的祖国。在协助苏军剿灭日本关东军、精确指引轰炸目标等方面，为东北全域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刘亚楼在中苏联络官的职位上，对我军获取大量战略物资的工作贡献显著。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连储备了丰富的军需战略物资。从1945年的冬天到1946年，东北、华北、华东各解放区的后勤部门纷纷派遣代表至大连，以筹集所需的军需物资。面对这一情况，苏军当局多次向中共大连市委提出建议，强调不应将所有物资尽数搬走，以免对当地的生产恢复造成不利影响。

中共大连市委恳请刘亚楼同志协助调解。刘亚楼同志遂与苏方领导进行沟通，阐述道：我党坚定贯彻恢复生产的经济政策，各解放区前来采购物资，虽有所取用，但亦注入了巨额资金，绝无意图将大连拖垮。再者，我国同志仅是将此地视为支援前线的后方基地，并无将所有物资尽数取走的计划。

在刘亚楼的精心协调下，中共大连市委充分发挥了旅大作为战略后方基地的重要作用，为华东、华北、东北等解放战场的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

在协助苏军击溃日本关东军的过程中，刘亚楼曾因一场误会而险些命丧黄泉。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军如同破竹般从虎林地区向佳木斯进发之际，一场不幸的意外发生了：苏军轰炸机误炸了自身的步兵前沿阵地。对此，上级部门迅速展开调查，认定是传达作战命令时的时间误差导致了这一严重事故。命令的传达者，即当日的作战室值班参谋刘亚楼，随即被羁押，静待军纪的裁决。

刘亚楼面对困境，难以辩白自己的清白。他深知苏军的军纪严明，决不留情。正当他重返祖国，准备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之际，却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他不甘心就此结束生命，于是强烈要求给予一天的缓刑，这一请求得到了苏方的批准。在关押室中，刘亚楼提笔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度过的近八年时光，包括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意见和建议，并请苏军将信件转交至中共党的组织。

在缓刑期间，刘亚楼因苏军领导对其一贯的严谨态度深信不疑，故对出现的失误感到困惑。随后，领导下令对所有命令传达记录进行逐级审查。经过多级核查，证实刘亚楼传达苏军司令部参谋长维曼诺夫少将的命令完全无误。问题根源在于，负责前沿阵地的前线部队值班员未能及时上报情况，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工作中绝不可轻率从事。战场上任何微小的疏漏都可能关乎生死，唯有严谨细致，方能赢得上级的信任。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战场的无情与军纪的严酷，以及时间、地点、报告与协同在战场上的至关重要性。

刘亚楼逆境之中反得福泽，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得以充分展现。更因他在协助苏军击败日本关东军的过程中表现卓越，苏联政府特此授予他战胜日本奖章。

刘亚楼归国后，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及第四野战军14兵团司令员等职务。他在辽沈战役中，与林彪并肩作战，贡献卓著。尤其在平津战役中，刘亚楼身兼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及天津前线总指挥双重重任，肩负起攻克天津的重任。面对国民党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构建的绵延84华里的环城碉堡防线，固若金汤，难以攻破。然而，党中央规定的3天攻克天津的时间表，刘亚楼却信心满满地表示，仅需30个小时即可完成任务。正当林彪准备将这一壮志上报中央之际，刘亚楼却提议改为3天，但他郑重承诺，必定在30小时内拿下天津。果不其然，在刘亚楼的英明指挥下，34万东北野战军仅用29个小时便全歼了国民党守军13万人，生擒陈长捷，成功占领天津。

刘亚楼肩负重任，不仅协助林彪提炼战术智慧，此乃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所长。1948年春，东北部队亟需探讨城市巷战策略，以避免重蹈四平攻坚战的覆辙。刘亚楼亲赴前线进行调研，发现6纵17师在四平攻坚战中伤亡寥寥，遂前往该部汲取经验。他了解到，6纵17师在巷战中将部队打散，以连为单位行动，每连再细分为火力、爆破、突击、支援四个小组，巷战时四组协同作战，相互支援掩护，成效显著。刘亚楼边听边记录，并组织部队反复实践，最终命名为“四组一队”。他将这一新战术向林彪汇报，林彪对此颇感兴趣。随后，在练兵之际，林彪与刘亚楼携手调研、研究、总结、提炼，陆续形成了“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等战术，与“四组一队”并称为“六个战术原则”。这六个战术原则的创立，离不开刘亚楼的重要贡献。

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等军委高层领导汇报了空军校阅的相关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刘亚楼先后担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他凭借丰富的苏联经验，对空军全面加强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时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率领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与实力雄厚的美国空军在战场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彼时，美军飞行员平均拥有超过1000小时的飞行经验，而志愿军飞行员最多不过百小时；美军飞行员多曾参与二战，平均战斗出动次数超过300次，而志愿军飞行员刚刚掌握飞行技巧，尚无实战起飞纪录。然而，在刘亚楼的英明指挥下，志愿军空军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敢于硬碰硬。他们独创“一域两层四四制”空中战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击落和击伤包括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麦克康奈尔、爱德华·费切尔等人的战机共计425架，其中击落330架，击伤95架。年轻的中华空军令美军震惊，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

在国土防空的战斗中，刘亚楼亲自执掌指挥权，成功击毁众多入侵我国领空的国民党“美制”高空侦察机，此举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誉。

1955年，刘亚楼荣获人民解放军至高无上的荣誉，即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并荣膺开国上将军衔。

1965年5月7日，一颗历经国内革命战争烽火锤炼，于苏联著名军事学府及卫国战争中磨砺成金的璀璨将星陨落，刘亚楼因疾病在上海不幸离世，享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