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奠基三十年：如何破解建国初期的国运危局

1

新中国的危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众怀揣着革命的激情，坚信幸福时光即将到来。

然而，沉醉于幸福氛围中的人们未曾察觉，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或许正面临着一场波及全国的严峻危机。

以亩产为例。

战国时期，粮食的平均亩产量约为216斤，至汉朝提升至247斤。唐朝时期，通过推广先进的农具与兴修水利，亩产量增至334斤。宋朝再进一步，亩产攀升至381斤。而明朝时期，北方粟麦的平均亩产达到了300斤，南方则因一年两熟，平均亩产更是高达557斤。

清朝时期，大力推广了玉米、土豆等作物，其平均亩产量相较于明朝有所提升，然而，受限于当时的农业技术，亩产量的增幅极为有限。

清末民国的战乱破坏，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全国稻谷的平均亩产仅为252斤，小麦产量为86斤，杂粮产量为101斤。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2263.6亿斤。

看来尚可应付，对吧？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人口问题。

学术界普遍共识，秦朝人口峰值约为2000万，汉朝增至6000万，而唐朝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人口数量已攀升至8000万。至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曾进行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为6000万。历经数百年的和平岁月，至明朝灭亡之际，人口数量已突破亿大关。

清王朝废除了新增人口的丁税，加之土豆、玉米等高产量农作物的引入，人口数量激增。即便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回族的叛乱导致人口锐减，至1900年，我国人口数量仍成功回升至四亿之众。

人口基数大，增长迅速。

在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之前，毛泽东同志庄严地发表演讲，宣告着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华儿女，自此昂首挺胸，迈向新生。

然而，鉴于若干南方省份尚未完全解放，且人口普查数据亦不健全，学者们据此推断，1949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5.4亿，且每年以1300万的速率持续增长。

通过整合农田单产与人口数量，我们计算得出，1949年的平均粮食配给量为419斤。

这代表了一个理想中的绝对平均粮食分配量。然而，在现实中，实现绝对平均分配是无法做到的。人均419斤的粮食分配量，实际上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数字，绝大多数人的粮食摄入量都低于这一数值。

人口的无限制膨胀与粮食产量的短缺，构成了新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亦揭示了中国历代王朝难以突破的三百年兴衰周期律的根源。

与历代王朝相较，古代王朝在立国之初，往往遭遇人口锐减与土地荒芜的双重困境，需经历长达百年的过渡期，方才步入人地矛盾凸显的阶段。

在深入探讨古代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人地矛盾这一根本问题似乎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正是这一困境，使得古代的王朝往往迅速步入下坡，伴随着农民起义的阵阵呐喊，最终走向了覆灭。

新中国成立之初，便面临着困扰我国数千年的土地与人口矛盾。若这一矛盾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不出十年，我国将面临人口与粮食的双重危机，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为下一场乱世埋下隐患。

要走出历史周期，须完成工业化。

唯有通过工厂的扩建来吸纳不断膨胀的人口，借助技术革新提升农田的单产，以及通过严密的组织与纪律来公平分配收益，新中国方能渡过难关。

工业化非易事。

在那同一年，即1949年，我国人口中，从事农业与手工业者占据了九成，而工业人口仅占一成。在这些为数甚少的工业部门中，主要集中于轻纺、食品等消费品行业，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与生产业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我国钢材产量为15.8万吨，煤炭产量达到3200万吨，电力生产量共计43亿度，而铁路总里程仅1.1万公里……这一系列令人惋惜的统计数据，每一项均落后于美国数百倍，与印度相比更是差距悬殊，印度相关指标是我国的3至8倍不等。

如此薄弱的工业基础，不仅难以突破历史周期律的束缚，就连新中国的存续都显得岌岌可危。

所以虎踞台湾的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我党能坐稳江山，时刻想着“反攻大陆”，起义将领傅作义也私藏电台，准备乱世出现搏一把。

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暴乱似乎不可避免。他们对于新中国能否实现工业化、破解历代王朝未能解决的种种矛盾，持有深深的怀疑。

历经百年，众多才俊尝试推动工业化却屡遭挫折，为何你和中共能够成功实现这一目标？

但毛泽东说了，我们的目标务必实现，我们坚信目标定能达成。

2

工业路线的选择

工业化并非仅仅购买机器便能实现生产，若真是如此简便，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本应早已成就，中国亦无需遭受百年的屈辱。

工业化为系统工程。

譬如，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迫切，然而在以农业为主导的旧时社会，众多劳动力被束缚于土地之上。他们终年辛勤耕耘，仅求维持生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即便城市中设立工厂，也难以寻觅到充足的劳动力。

农民在遭受地主剥削后，往往无力积攒余资用于消费，由此导致城市生产的工业制品市场萎缩，投资与回报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

至于地主阶层，他们更是对投身城市工业投资持有保留态度。毕竟，工厂的盈利往往波动不定，今年或许能赚得盆满钵满，而明年可能就得为赔光家产而发愁，这又怎能与稳定可靠的土地兼并收益相提并论呢？

所以土地革命构成了中国革命的鲜明主线，其核心使命在于消除地主阶级，以释放生产力。唯有通过这一途径，我们才能变革中国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

这种革命任务的排列顺序，无疑是近代百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的体现。

除了调整生产关系之外，工业化进程还需引入先进技术、集聚资金、规划城市发展、拓展国内外市场以及构建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等多重挑战。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言，每一项任务都如同攀登地狱般的艰难。

有利有弊。

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使得工业化进程的开端尤为艰辛，然而，根基薄弱，恰似中国工业的崭新画卷，未沾染任何不可逆转的弊端，正宜绘就最为绚丽的篇章。

1944年，毛泽东曾对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表示：

“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自由企业及外资的助力不可或缺。作为回应，中国将向美国敞开投资的大门，并为其提供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作为交换，我国将向美国输送工业原料和农产品。”

换言之，在抗日战争临近尾声之际，我党倾向于与美国展开合作。

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相较于苏联，美国在地理上对中国的管控挑战更为显著。与美国携手合作，与中国长期秉持的“远交近攻”外交策略相契合。

其次，我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与苏联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若能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则全球外交格局与贸易市场将得以全面畅通。

短短两年之后，美国在内部分歧之后，最终选择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与我党彻底决裂。

毛泽东等领导人亦曾无奈地给予美国机遇，然美国未能把握良机。

新中国并非有意与欧美国家保持距离，实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阵营并未接纳新中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摒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其外交政策毅然转向全面支持苏联。

然而，与苏联和美国相似，数十年来，两国均更倾向于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对我党的援助力度始终有限。

新中国成立之初，实际上尚处于与世界主流潮流相隔的状态，美国与苏联均未将其视为重要关切。

于是，毛泽东与同志们达成共识，把握土地改革行将落幕、城乡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良机，率先推进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工业化进程。

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是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

简单说就是坚守私有经济阵地，激活城乡经济互动循环，积聚经济积累，逐步推进工业化进程。

实则本质而言，这不过是延安时代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模式，并非某人独出心裁的创举，不过是将新酒装入旧瓶之中而已。

在延安时期及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在毛泽东时代却未能显现其应有的效果。

在延安时期，鉴于工业化需求尚不迫切，而改革开放时期则已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此两种模式皆能有效激活经济增长活力。

建国初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推进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然而，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们拥有了各自的小块土地，农村经济逐渐恢复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大幅减少，基本不再依赖其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使得城市工业品在农村市场的销售陷入困境，进而影响了城市工业的资金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故而在那数年间，经济虽有所复苏，却未能触及工业化的边缘，究其原因，实为……模式任务不匹配。

审视历史，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明了以新民主主义推动工业化的路径虽可行，却需耗时数百年。然而，二战之后的国际形势，却并未赋予我们充足的时光去慢慢施行。

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中国若不幸错失工业化的关键机遇期，国运便会陷入低谷。

世界局势突变。

1950年，美国悍然派遣军队介入朝鲜半岛的冲突，意图趁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意图将中国与苏联遏制于鸭绿江之北。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选择保持观望，采取了一种静观其变、坐山观虎斗的策略。

毛泽东毅然克服种种反对意见，坚定地主张“抗美援朝，保卫家国”，正是这一决策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

历经三场激战，志愿军将美军驱逐至三八线附近，斯大林对此感到震惊，他未曾料想那些朴实的志愿军竟能如此顽强地对抗美军。

斯大林缓缓吐出一口烟雾，沉吟片刻后说道：“我做出了一项与内心初衷相悖的抉择——决定武装中国。”

美国曾否通过支持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来制衡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苏联同样有理由扶持中国，以抵御美国的压力。

毕竟，中国作为苏联的忠实盟友，将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相较于苏联原有的边境，显得更为稳固与安全。

扶持方式为156项工程。

1949年，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不仅成功争取到了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更在随后的谈判中，签订了涵盖煤炭、钢铁、电力等关键工业领域的50项重点工程合同。这些项目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并于1952年得以正式敲定。

同年，周恩来总理与陈云同志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双方共签署了91项重大合作项目。加上此前已确定的50个项目，这些项目将在1953年至1959年期间分阶段启动建设。

预计该项目竣工后，我国煤炭、钢铁、石油等关键重工业的发展程度将堪比苏联在1932年的水平，亦或是日本在1937年的水准。

1954年，赫鲁晓夫对我国进行访问，双方签署了十项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涵盖了包括后续确立的军事工程与造船项目在内的多个领域。总计，这些文件涉及的工程数量达到了174项。经过细致的修改与调查，最终确定了154项工程。

随着156项工程名称的正式公布，我们统称为“156项工程”，其总投资额高达约40亿美元。

这些项目构成了中国“一五计划”的基石，至五十年代末期，我国已成功建成了涵盖航空、航天、电子、兵器、船舶、冶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石油、煤炭等多个领域的产业体系。完善的工业体系，一举将我国工业与全球的差距缩短了半个世纪。

至此，我国方才暂时摆脱了建国初期的困境，得以展望并规划更加辽阔的未来。

这，无疑是那句话，虽已反复提及无数，却依旧铿锵有力——这一切，皆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所换得。

3

改造中国

为了吸纳苏联的先进工业技术，中国亦同步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社会变革工程。

首要任务是扫盲。

工业化进程迫切需求具备知识的劳动力，若国民普遍陷入文盲的困境，即便人口数量庞大，也无法成为推动工业化的动力，反而可能成为国家的负担。

（印度：正是在下）

在推动经济复苏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中国耗时20载，依次开展了四次规模庞大的扫盲活动。通过这些努力，逾亿名不识1500个汉字的文盲，得以转变为能够阅读书籍和报纸的工业劳动力。

扫盲运动，简言之。

1950年，我国各地纷纷设立扫盲班，然而，待扫盲的对象多为成年，他们无法全身心投入全日制学习。因此，城市中的单位设立了扫盲夜校，而农村地区则选择在冬季开设扫盲班，此类扫盲班亦被称为“冬学”。

冬日里，乡间孩童肩背书包步入学堂，书中印有标准教材。彼此问候时，常会问及：“你今日认得了多少字？”

画面，想象一下？

军队的扫盲工作更是别出心裁。战士们将生字贴于床头，将生字置于背包背后，甚至在用餐前也要背诵生字。总之，若未能掌握生字，似乎便无需再进行其他任何活动。

即便是在全军运动会的前哨——赛跑环节，运动员们能否踏上起跑线，并非取决于发令枪的响声，而是取决于谁能够率先完成规定的汉字书写任务。

原本应是较量体力的运动会，如今却蜕变为文化的盛宴。若是平日里不勤勉修炼，即便疾步如飞，终究也难逃位列末席的命运。

九三荣军农场，其特色在于将小黑板悬挂于马车之上，用以记录前一天所学的生字。在劳作间隙，大家便聚集一堂，复习并背诵这些生字。待收工之际，组长会逐一检查成员们的学习成果。夜幕降临，众人归家后，再继续学习新的生字。

凭借这些看似“不规范”的乡土方法，至1964年，我国人口的文盲率已从80%锐减至52%。

脱盲人口即中国工业人口红利。

其次是高校院系调整。

往昔岁月，诸多人士曾赞誉民国时期涌现大师之辈，随之而来的是对当代缺乏大师的讽刺之声。

实际上，民国时期的高等学府所孕育出的杰出人才主要集中在文科领域，他们在探讨古代文化、论述时政方面堪称天下翘楚，书法和骂人技艺更是无人能出其右。然而，这些大师却无法制造出螺丝钉等工业产品，对于当时迫切需要工业发展的中国来说，他们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在我国高速工业化的“一五”计划时期，工业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尤为严重，缺口高达三十万人。然而，当时各高等学府预计能培养输送的人才仅约四万，与实际需求相去甚远。

这正是清末民国时期重文轻理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新中国不得不承担起责任，为前两个政权遗留的问题进行清理，并着手重新构建高校的理工学科体系。

1952年，教育部着手制订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该方案涵盖了全国高校总数的75%。经过调整，全国高校数量增至201所，学生人数的平均规模也从原先的每校700人上升至1172人。

昔日那些庞大的高等学府得以拆分，其师资力量随之分配至新兴高校之中。

比如非常牛逼的南京大学，基本给肢解了：

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实现了合并，共同铸就了崭新的南京大学。农学院亦随之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教育学院演变为今日的南京师范大学，林学系则蜕变为南京林业大学，水利系则衍变为河海大学。而政法系则并入华东政法大学。

此次高校院系重组，实则是我国理工科类高等学府扩充招生规模的战略举措。

伴随着高校院系的调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迎来了全面苏联化的浪潮。在此过程中，逾600名苏联专家携带苏联教材，直接在我国讲台授课，同时还将1400余种教科书进行了翻译。

这旨在为工业化铺路。

尽管目前对院系调整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无可否认，经过调整后的院校，大体上已满足了高端工业人才的培养需求。

农村改造重点为人民公社。

提及人民公社，往往不免让人联想到大锅饭、滋生惰性等负面标签，从而给人以十足败笔的印象。

问题是，既然人民公社被认为是一个失误，那么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为何还要实施这一政策呢？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然而在和平建设的时代，为何连这些简单的疑问都难以解开呢？

既然人民公社作为一项重大政策得以推广并持续了数十年，其必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独特作用。否则，许多现象将难以得到合理解释。

那是什么作用呢？

取农村资源，维护农村稳定。

全球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无不依赖于最初的资本积累。而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实则仅可循着两条途径：

首先，通过侵略他国并剥削殖民地，实现本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英美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采取了这一发展路径。

其次，采取自断其臂的策略，从国民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以此实现国家层面的原始资本积累。随后，将这些积累的资本投入工业领域，苏联便是遵循此路径发展的。

近代中国，饱受欧美列强的侵略之苦，本身便是这条道路上的受害者。加之，我国当时乃一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度，并无对外侵略的现实条件。

因此，中国摒弃了通过侵略他国积累原始资本的途径，转而效仿苏联模式，内部进行改革，以获取数亿农民所创造的最大剩余价值。

执行机构为公社。

犹记前文所述，建国之初的农村，因土地改革而迅速转型为小农经济形态，民众普遍不愿购置城市工业产品，致使城市工业难以实现原始积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因而显得漫长而遥远。

为充分挖掘农村的潜在价值，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果断决策，把握土地改革热潮尚未消退的时机，号召农民踊跃加入互助组、初级社、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通过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农村组织体系，将农民紧密团结起来。

最终，全国范围内分布着5.4万个公社、71.8万个生产大队以及600.4万个生产队，国家行政的触角得以深入到农村的每一户家庭。

既然融入了人民公社，所有经济活动随即转为由公社进行统一安排，此举彻底消弭了建国初期农村所存的小农经济形态。

凭借坚实的组织基础，国家得以实施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剪刀差效应，有效汲取农村资源。

什么是剪刀差？

简单说就是，国家竭力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压至最低，同时将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推至最高，公社则在此过程中低价购入，高价卖出。价差，实为国家所获取的丰厚收益，亦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原始资本积累来源。

据统计，在建国前的四十年间，我国农村为工业化事业输送了高达1万亿元的资金支持，年均投入高达2500亿元，相当于每个劳动力每年贡献了80元。

全球独此一例的融资力度。

农村不仅肩负着支持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重任，更承担着为国家经济危机提供缓冲的角色。

自1955年始，我国启动了青年“上山下乡”的广泛动员，其初衷旨在消除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异，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

然而，在这革命理想的背后，每当经济危机降临，城市就业压力加剧，国家便号召青年投身农村，将就业压力转移至农村。在二十年的时间里，累计有四千万知青被输送到农村，此举极大地减轻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小农经济时代，这不可想象。

我家粮食本就紧张，哪有余力抚养外来知青。再者，城里的陌生人怎可随意占用我家的居住空间？

尽管有人民公社和“一大二公”的号召，这些事情竟得以实现，且并未引发农民群体的广泛抵制。

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够翻天覆地，其根本在于农村所有制的变革。而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辛，亦源于此。

若我国摒弃工业化道路，不再从农村汲取资金，亦不将就业压力转移到农村，农民的生活质量将显著提升。然而，这所带来的代价是，国家的潜力将受限，全国范围内的危机也将在短时间内迅速显现。

若欲探索浩瀚星空，必经之路便是让农夫承受长达三十载的艰辛。

大仁政与小仁政之别。

毛泽东与同志们秉持着大仁政的信念，一代人承受了五代人的艰辛，成就了五代人的伟业，换得的是千秋万代的幸福与安康。

4

六十年代困境时期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尽管苏联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乐于向社会主义国家伸出援手，然而我国在接纳苏联提供的贷款及工业技术转移时，仍需采取别的方式对苏联进行补偿。

1955年，苏联将旅顺港归还我国，标志着中国摆脱了近代历史苦难的最后一道束缚，正式迈入了独立与自由的崭新篇章。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扮演着老大的角色，而中国则被视为晚辈。苏联又怎能轻易放手对中国的管辖呢？若不能有效领导这个小兄弟，作为领袖又如何维护其权威？

苏联欲控中国，必握中国软肋。若中国意图抵御苏联，苏联便能够轻易地击中我国的要害之处。

正如家庭中，谁握有经济主导权，谁便享有更高的家庭地位。

在那1958年的时日，赫鲁晓夫公然提出设立“中苏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在我国独立自主的立场上进行了一场大胆的试探。

苏联意图清晰。

若需继续申请贷款及获取工业技术支持，须屈尊成为顺从的合作伙伴。若您不愿屈从，我将将您排除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外，并撤销您参与工业化的资格。

中国做题。

即便不考虑国家立场，苏联的做法也属常见，毕竟老大管着老二，这是国际间普遍现象。你看，欧洲国家不也是被美国和苏联所影响的吗？

问题是，中国历经百年的不懈追求，始终致力于实现独立与自由。苏联若企图继续对中国施加控制，无疑是触碰了中国的底线。

苏联的目标与中国愿景发生冲突，毛泽东愤怒地说：“赫鲁晓夫同志，请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所谓的联合舰队是什么意思？”

两国高层之间的争执愈发激化，导致两国关系陷入无法修复的裂痕。苏联由此怒不可遏，于1959年单方面废止了相关合同，并在1960年撤回了其派遣的专家。

昔日斯大林曾向我国伸出的工业化助力之手，如今却被赫鲁晓夫悄然收回。

中国独立自由代价惨重。

自1957年开始，河南省遭受了大规模的干旱灾害，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为了应对这场自然灾害，河南省不得不着手调整，削减了城乡粮食的供应量。

翌年，河南、河北、四川、陕西等地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情形严峻，粮食产量持续下滑。

每逢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份，我国便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

外患源于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不仅擅自撕毁合同，撤走了专家及资金，更是对中国施加压力，追讨债务，意图迫使我国屈服认输。

根据上周北戴河会议的周恩来报告，我国尚对苏联负有80亿卢布的债务。

毛泽东曾言，我们必须紧缩开支，努力在五年之内偿还债务。我国人民秉持着不信邪、不畏压迫、不惧债务逼迫的精神，正需具备这样的气魄。

还苏联债，加剧中国灾情。

内忧则是朝野上下被“建设祖国”的炽热情怀所激励，不惜一切代价投身于大规模的钢铁冶炼之中。

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回忆道，1958年年末，全国投身于炼钢事业的劳动力已达9000万人之众，而加入这一行列的支援者亦不在少数，总计动员的劳动力超过1亿人。

原本深受水旱灾害之苦，农田粮食已大幅减产，然而众多人却未积极抢收，反倒是转而投身炼钢，致使本已严重减产的粮食产量再次锐减。

或许有人会质疑，难道大炼钢铁不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吗？那这责任似乎不应由他一人承担。

《毛泽东年谱》中记载得清晰明了，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达到了535万吨。在随后的一次汇报中，同志们提出了第二年的生产计划，明确表示要将产量翻倍，力争达到1070万吨的宏伟目标。

毛听汇报，言。究竟是否能够达成目标，若无法实现，则宜适当调整目标设定。

别人说可行，能完成。

1958年的既定目标已基本实现。在制定1959年的发展规划时，各相关部门再度设定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计划炼钢量达到2140万吨，较上一年翻了一番。

毛泽东曾言，究竟能否达成目标，若不能达成，便应调整目标以适应实际情况。

还说没问题，结果却出事了。

对于大炼钢铁运动，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固然肩负着一定的责任，然而，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似乎并不妥当。

扯远了。

概而言之，在五十年代末期，我国为捍卫独立与自由，加剧了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进而导致……在1959至1961年间，我国粮食产量锐减，总计减少了4036.5万吨，导致灾区居民的人均粮食摄入量下降了466斤。

这正是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广大农村地区饱受饥荒之苦，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此后数年，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双方关系日渐疏离。昔日的苏联老大哥，如今已沦为众人唾弃的“苏修”。苏联甚至企图向我国提供核武器，意图实施外科手术般的打击。

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美国继续用岛链封锁中国，同时扶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经常有飞机闯进中国领空搞破坏。

在美苏两强环伺的严峻国际局势下，我国面临着极度恶劣的外部环境，根本无法专注于国内建设。为此，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我国投入了巨额人力和物力，在西南地区展开了浩大的三线建设。

备战备荒，服务人民。

在整个六十年代，被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所摒弃的中国，宛若世间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我们常言，中国当前的国际环境颇为严峻，与六十年代相较，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尚处于孩童的过家家阶段。

5

联美抗苏

事实上，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深切期望与欧美各国重建友好关系，以缓解苏联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压力。

在法国议员代表团莅临我国之际，毛泽东同志亲切地与他们展开了座谈。

“我们抵制资本主义，而你们则排斥共产主义，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携手合作。”期望你们能撤销对那些禁运战略物资的禁令。我相信，终将迎来打破这一僵局的时刻。

即便是日本，亦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之中，他明确指出：“不妨邀请日本企业来华设立工厂，借此契机，我们得以近距离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

心向明月，月照沟渠。

我国渴望与欧美国家改善邦交，然美国却持反对态度，致使他国亦不敢轻举妄动。在此情况下，我国满腔的热忱唯有在内部得以释放。

古语有云，天下大势，分合无常，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随着1969年的钟声敲响，美军启动了从越南的撤军行动，与此同时，美国与北越双方开启了停战谈判的序幕，越南战争的硝烟亦随之逐渐消散，其激烈程度亦逐步减弱。

随着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经济的推动力随之减弱。此后，即便越南战争爆发，它也无法对美国经济产生任何显著的提振效果。

除此之外，美国已基本耗尽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鲜有新技术创新能够引发产业变革，为美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美国经济滞涨。

资本闲置，产品滞销。

如今的中国，历经美苏围堵的严峻考验，恰似八、九点钟的朝阳，在东亚地区强势崛起。

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首颗氢弹。

1970年，东方红卫星发射。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

这些艰难岁月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欧美国家眼中，显得尤为重要。毕竟，在未来的世界大事中，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市场，我们完全有理由携手合作。

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进行秘密访问中国，委婉地传达信息：“或许我们可以进行一次对话？”

毛泽东气度非凡，言出必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我国，双方随后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步入正轨，迈向正常化。

“早在40年代，我们便渴望与贵国携手合作，却遭到拒绝。如今看来，最终还不是落入了我国的怀抱？真是讽刺。”

随着国家关系的逐步回暖，商业的大门得以敞开，标志着那段美苏对华封锁的艰难时光已然画上了句点。

这就是国运吧。

在中国与苏联合作期间，引进的156项工程以重工业为核心，为我国工业根基的加固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这也带来了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后果，进而对民众的衣、食、住、行产生了严重影响。

以穿衣为例。

昔日，我国纺织业所依赖的原材料主要为棉花，然而国内棉花年产量仅有四千万担。在扣除军需及农民自用部分后，可用于纺织的棉花实际仅为三千一百万担。

原材料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民众对服饰的需求。

与此同时，我国石油年产量已成功跨越千万大关，充分具备了以石油为原料提炼化学纤维的能力，从而能够充分满足广大民众的穿衣需求。

无技术设备怎么办？

因此，随着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合作深化，迫切需要引进一套完整的轻工业体系。

1973年3月，国家计委呈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拓展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毛泽东主席及周恩来总理均予以批准，并亲笔批示：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愈发严峻。在此背景下，我们应把握住这一有利时机，计划在未来三至五年内，重点引进一批成套及单机设备。如同当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156项工程那样，我们需脚踏实地地推进建设任务，力争早日实现投产并取得显著成效。

鉴于计划投入43亿美元，全面引入欧美国家的轻工业体系，此次引进项目因此被命名为“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涵盖了总计26项工程，其中涉及四川维尼纶厂等关键化纤基地、三套先进的石化装置、十三套化肥生产设施、三个巨型电站工程、两套钢铁制造项目以及一套烷基苯加工装置。日本成为此方案的最大投资来源国，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德国、荷兰、法国以及意大利。

自1972年起，这些工程陆续动工，并于最晚1983年实现竣工投产，它们不仅有效调整了曾显“轻重失衡”的产业布局，更在民生领域实现了需求的充分满足。

在80年代，粮食亩产量逐年攀升，农民们每年都迎来了丰硕的收成，喜气洋洋。根本之因在于化肥项目的落成，这一举措打破了依赖自然条件种植的传统农业模式。

而且，在80年代，市面上充斥着各式“的确良”布料，使得人们得以摆脱粗布灰蓝衣物的束缚，这一切得益于四大化纤基地的建成与投产。

若非毛泽东提出“联合美国对抗苏联”的战略，亦非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制订的“四三方案”，那么在80年代，中国的质变将无从谈起。

分田非致富之道，工业才是关键。

至此，我国在建国初期所面临的国运危机，已随着三十年不懈的工业发展历程而被彻底化解，为后世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石。

功勋卓著。

再造山河。

6

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过去三十年的工业发展历程，并深入剖析了国内外形势的演变以及政策路线的演变轨迹。

显而易见，过往三十年的风雨兼程，其背后自有深层次的原因。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在过去的三十载中，诸多争议与指责的焦点集中在此期间，诸如大饥荒的惨痛、农民生活的困厄、运动对一代知识青年命运的冲击，以及大锅饭制度催生出的惰性等诸多问题。

这些事客观存在，我承认。

我想说的是，这些频繁遭受诘难的“黑点”，实则乃是中国从无到有开展工业化历程中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这些代价的产生，源于我国在二战后抓住机遇窗口，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以转变国家命运的迫切需求。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不得不采取的路线政策亦成为其成因之一。

面对大仁政与小仁政的抉择，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而言，实无退路可选。

务必全力以赴前行。

历经前三十年苦难的人们，在经济上或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在精神层面亦能追忆往昔。然而，我们绝不能因个体的苦难经历而抹去那个时代奋斗者的身影，更不应因此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贡献加以否定。

他们与时代相联。

质疑任何人的贡献，实则是对我国前三十年不懈努力的抹杀，而这不懈的努力，正是今日岁月宁静安好的基石。

实际上，就他们那一代人的觉悟而言，是与否的争论已不再关键。他们已经履行了各自的历史使命，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亦无需明白。

孔夫子曾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显然对后人的评价有些在意，毛泽东却在苏联撕毁合同时，在广州填下那首《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