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瞬：邓颖超与李鹏的纯真笑容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段超越血缘的革命深情悄然绽放，以其温暖，照亮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

1939年盛夏的成都，一户寻常的民宅之内，一位头部缠着绷带的少年急匆匆地推门而入。这位年仅十岁未满的少年，正是李鹏。在得知“家中有人到访”的消息后，他立刻匆忙返回。

室内，一位中年女性正娓娓道来，她便是邓颖超。察觉到李鹏步入，她立刻中止了谈话，热情地拥抱着他：“兰兰，你都长这么高了！”

“兰兰”，这样一个听起来宛如女孩名字的昵称，背后蕴含着一段深厚的姐妹情谊。李鹏的三姨，赵世兰，她终身未婚，却用她的生活诠释了这份情感。

李鹏的母亲赵君陶曾对姐姐许下诺言：“无论将来生男生女，我都将为他们取名为‘兰兰’，以永远铭记我们姐妹间的深厚情谊。”

那声充满亲昵的“兰兰”，拉开了李鹏与周恩来、邓颖超之间一段不凡情谊的序幕。

李鹏出生于1928年10月20日的上海法租界，他的父亲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母亲赵君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妹妹，同样投身革命事业。

然而，这段幸福的家庭生活很快被打破，1931年9月，李硕勋在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年仅28岁，当时李鹏才3岁。

李鹏在其回忆录中记载：“自父亲被捕入狱以来，他遭受了敌人残酷的刑讯逼供，身心俱疲。据一位后来获释的同志所述，敌对势力对我父亲的折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以致他的双腿均被打断。”

丈夫牺牲后，赵君陶带着年幼的李鹏和女儿李琼，先在香港居住，后回到四川成都娘家，一住就是7年。

1938年岁末，与党组织久无音讯的赵君陶，意外地收到了一纸秘密通知。通知中透露，邓颖超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即将前来重庆，接应他们母子。为了确保身份不被泄露，邓颖超事先安排赵君陶先行前往重庆，而李鹏则暂时留居于成都外婆的家中。

周恩来闻悉李鹏滞留成都，对邓颖超表示不满：“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将他留在成都？赶紧设法把他接过来。”邓颖超回应：“周恩来，别慌张，我定会想方设法把孩儿接回来。”

抵达重庆后，邓颖超便将李鹏安排至曾家岩的周公馆。那时，周恩来已赴延安，邓颖超便让李鹏入住自己的居所，与他同室而居，共同进餐。

李鹏首次接触水力发电于重庆。吴玉章之子吴震寰，学成水电工程于法国归来，向李鹏倾囊相授水力发电的丰富知识，此举激起了李鹏对这一领域的浓厚兴趣。

“初涉水力发电领域，未曾想，它竟成了我一生热爱的专业，”李鹏在多年后如此回忆。

1940年秋季，李鹏初次踏足重庆，得以在曾家岩的周公馆与周恩来先生见面。周恩来见到李鹏时，脸上洋溢着喜悦，他转头对邓颖超女士感慨道：“瞧这孩子，都长得这么高了，越来越像硕勋了。”

周恩来总理细心观察到李鹏微显驼背，于是轻轻地拍抚了他的背部，又以拳轻敲，温馨地叮嘱道：“切莫养成驼背的习惯，须保持挺直的胸膛，唯有如此，方能保证身体的康健。”

小事刻印李鹏心。他回忆道：“那件事情我始终记忆深刻，因为每当后来在延安或是北京重逢周伯伯时，他总会关切地询问我是否还保持着驼背。”

在重庆逗留期间，周恩来曾对李鹏的学业进行了考查。他随手拿起了一份《新华日报》，吩咐李鹏朗读社论，并总结出其中的核心要点。

“育才学校里有个孩子，年纪轻轻便能背诵马列主义。”

1941年2月，李鹏被转移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延安大学中学部和延安中学学习，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里，李鹏度过了五年难忘时光，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于延安一地，李鹏得以与周恩来、邓颖超增进交往。两桩小事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其中一桩，便是李鹏于周恩来府邸，偶遇一本《唐吉诃德》。他翻阅完毕，却疏于归还原处。

随后，周恩来询问起那本书，李鹏带着一丝委屈回应道：“我没有取走。”书籍寻回后，周恩来对李鹏严肃地说：“我必须对你提出批评，你未能将书归置于原位，这才导致我一时难以寻觅。”这一经历让李鹏深刻领会到了周恩来严谨作风。

另有一事，李鹏时常目睹周恩来接待前来调动的干部。彼时，延安的审查干部运动尚未画上句号，众多同志正承受着审查的考验。

周恩来始终以热忱之心接待每一位来访者，细致入微地做好记录，随后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阐述情况。李鹏深信，周恩来这种严谨负责的态度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在延安，李鹏还有机会与毛泽东交谈，一次，毛泽东问李鹏对《三国演义》中哪个人最佩服，李鹏脱口而出：“曹操。”并解释原因：“曹操能团结干部。”

他举例说，官渡大战后，曹操缴获属下私通袁绍的书信，但他没有处置这些人，而是当众烧信，从而团结了他们，毛泽东听后点头称是，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在李鹏的回忆录中，他专门澄清了外界关于他是周恩来养子的传言，他写道：“ 有人误传我是周总理的养子，此说法错误。。

周总理与邓妈妈关怀备至的，不仅仅是我这位烈士子女，他们同样倾注了同样的关爱与呵护于众多战友的后代。我们均以“周伯伯”和“邓妈妈”亲切地称呼他们。

李鹏坚定地表达：“我与周总理、邓妈妈之间的情谊，恰似资深革命者与英烈的子嗣间的深厚纽带。”在不同历史阶段，他与周恩来夫妇的交往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

在重庆与延安那段时光，我与他们的相遇频密。然而，归国后我在东北投身工作，两地相隔甚远，与他们的聚会机会便显著减少。

周恩来与邓颖超虽无亲生子女，然而他们对革命烈士遗孤的关爱，远超出李鹏之外。据周恩来嫡长侄女周秉德透露，他们正式收养的干女儿仅有三位。

分别是谌曼里、叶扬眉与孙维世，遗憾的是，这三位干女儿均不幸英年早逝，邓颖超因此感慨良多，她伤感地表示：“凡是为我们视为女儿的人，离世的方式都颇为凄惨。”

李湄的情况与李鹏颇为相似，她系李少石与廖梦醒的独生女。李少石曾担任周恩来同志的秘书，不幸于1945年在重庆遭遇国民党士兵的枪击而牺牲。翌年，周恩来同志亲自致信李湄，关切地询问她的工作与学习进展。

由此观之，周恩来与邓颖超对烈士子女的关爱，并非局限于个别，而是广泛而深入。他们将对于革命战友的深切怀念，转化为对后代的无私关怀，共同营造了一个充满温情与和睦的革命大家庭。

抗日战争的胜利之际，党中央作出决策，组织延安地区的干部与学生们奔赴东北，李鹏亦身在其中。

1947年，李鹏踏上哈尔滨的工作征程，不久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与支持下，他得以赴苏联深造。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力发电系，李鹏潜心学习，为其未来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62年夏季，周恩来总理在考察丰满发电站期间，注意到李鹏缺席，于是关切地询问：“李鹏为何未至？”在得知李鹏已转任东北电力管理局后，周恩来总理特地邀请李鹏及其夫人朱琳在宾馆内会面。

周恩来对李鹏的关心是原则性的。1966年，周恩来曾思量将李鹏安排至北京供电局任职，最初心中存疑：“他年纪尚轻，能否胜任？”

直至刘澜波详细阐述，李鹏年满三十八岁，累积了十一年的职场经验，且系东北地区精心挑选的后备干部，周恩来方才予以批准并任命。

即便在1970年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总理亦曾公开点出李鹏同志是否存在“照搬外国理论”的倾向，以及是否对工人群众实施了过度的管控与压迫。起初，李鹏同志误以为这仅仅是批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领悟到，“这其实是总理对您的深切关怀”，更是“鼓励您投身工作”的暗示。

周恩来与邓颖超虽无亲生骨肉，却将深厚的爱意倾注于革命同袍的后代身上。这份超越血缘的深厚情谊，犹如亲人般，共同见证了革命大家庭的温馨与和睦。

1992年7月10日，夜幕低垂，8时过半，李鹏同志及其夫人朱琳女士抵达医院探望病情严重的邓颖超同志。在工作人员赵炜轻声告知病情之后，邓颖超同志以微弱且沙哑的嗓音，艰难地吐出了“李鹏”二字。这成为她离世前留下的最后话语，深刻地映证了她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李鹏同志的深厚情感。

邓颖超女士离世之际，李鹏与朱琳夫妇献上的花篮，缎带上题有“深切哀悼，敬爱的邓妈妈”，落款则是“李鹏、朱琳谨致挽词”。李鹏先生更是亲自伴随灵车，直至抵达八宝山，陪伴至最后的告别时刻。

李鹏在其回忆录中深情地记述：“我与他们的交往历经岁月，各阶段均有不同……每当我莅临北京参与会议之际，常常会经由周总理的秘书传达会面之愿，而通常亦能如愿以偿。然而，鉴于周总理公务繁忙，与他见面的机会相对较少，与邓妈妈的会面则更为频繁。”

2019年7月22日，李鹏同志在北京走完光辉的一生，享年91载。他的一生，始终秉承革命先辈的教诲，将周恩来总理那严谨的工作作风与无私奉献的精神薪火相传，革命情谊得以代际传承，历久弥新。似亲非亲的情感比血亲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