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长王昭之死，究竟留下了多少疑问？

“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年至1961年间，青海省在省委第一书记高峰的领导下，于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强行实施“大跃进”政策。在牧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被同步推进，旨在一步到位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一举措引发了社会剧烈动荡，让青海人民承受了巨大的苦难。据1957年底的统计数据，青海省人口为265万，然而到了1962年，人口锐减至205万，减少了60万。即便考虑了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余人，剩余的减少人数仍有50万之多。其中，除了一小部分逃往新疆等地，至少有45万人因饥饿而丧生，这一数字占全省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彼时，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虽已认识到青海问题之严重性，但对于其具体严重程度，尚缺乏明确认知。1961年春季，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任命为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临行前，周恩来曾与其进行谈话。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区党委书记杨植霖亦被调任西北局书记，并兼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频繁于西安办公，而青海党、政日常工作的主持，则主要由王昭负责。

王昭，1917年诞生于河北省的平山县，于1932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被任命为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了晋冀区党委副书记的重任。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又身兼数职，先后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军政委以及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从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被调至公安部，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他又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成为副部长中最年轻的一员。

在“大跃进”时期，青海省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破坏，民众伤亡惨重。与此同时，公检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滥用专政手段，残酷镇压了那些无辜的人民群众（详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这种如同人间地狱的境况，深深触动了王昭的内心。1961年5月，当他前往捕人数最多的玉树州时，途中遭遇一群妇女拦车求助。下车询问后，他得知该地区成年男性几乎被捕尽，妇女们恳求留下“人种”，这一情况令王昭深感震惊。他意识到，青海省的问题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具有普遍性，问题的根源在于上层。因此，他对省委及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改组，对几十名问题严重的领导人进行了撤职、降职处理，并对其中少数人进行了司法处分。省委常委、负责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是执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最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公检法机关领导层进行大换血，公安厅长被降职调至乐都县担任排名最后的副县长；省检察长、法院院长也相继被免职。这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处分的人，在文革期间却反戈一击，借助造反派的力量批斗王昭。文革结束后，部分人不仅官复原职，反而官升一级。

王昭孤身一人奔赴青海，需倚仗原省委常委多数人的支持。省委领导层的整体架构保持稳定，前任的五位副书记得以继续留任，而王仲方则是从公安部引进，担任省委常委及秘书长一职。纠“左”运动主要在党内展开，采取自我纠正的途径；对于特别严重的问题，省里会派遣工作组进行协助与监督。在这一过程中，受左倾思想影响，以左纠左的现象亦有所发生，导致对少数人的处理产生了新的冤案。自1961年6月至1962年6月，全省对所有错捕、错判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和纠正，共计释放了17000余名尚在人世的受害者。

随着王昭的莅临，食堂的解散与紧急救援措施的实施，人口大量死亡的趋势得以迅速扭转。尽管生活依旧极为艰苦，1961年每人每天的粮食摄入量不足半斤，但通过采食野菜、树皮等补充，人们得以避免饿殍遍野。若继续依赖食堂的大锅清汤，饥饿的命运恐怕在所难免。因此，民众由衷地拥戴王昭，将他尊称为“王青天”。

彼时，青海的农牧业生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短期内难以恢复如初。王昭同志深入实地考察，为激发农、牧民的生产热情，在偏远农村地区，他允许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核算，并允许作业组承包一定面积的土地；在牧区，他则允许牧民个人承包饲养牛羊；在城市，他积极组织生产最急需的生活必需品；此外，他还向中央相关部门申请，为青海增拨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商品。至1962年底至1963年初，大多数农牧民家庭已配备了铁锅和菜刀，布票也从原先的每人每年7尺增加至15尺，城市居民的日用品供应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1946年，在石家庄举行的国共谈判中，中共代表们合影留念，其中位于左三位置的为王昭同志。

“死心眼”的王昭

此刻，毛主席号召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气氛愈发紧张。1963年秋季，王昭亲自担任指挥，两位省委副书记亦加入其中，从省级机关选拔了30余名厅、局级干部，以及300余名普通干部，组成了“四清”工作组，他们雄壮地踏入距离西宁市数十公里的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启了社教试点的征程。

大学毕业后，我即被分配至公安部。报到不久，便因王昭的召唤，我被调往青海省公安厅履职。初入职场的第一年，我主要负责在复查案件办公室工作，负责阅读、整理公安机关（涵盖劳改、劳教部门）提交的整风运动相关材料，期间接触了大量悲惨、荒谬、令人愤慨的事件。此外，直至1966年，我还全程参与了“四清”运动的全部五期，亲眼见证了这场运动的整个过程。

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王昭同志秉持统一口径，深入阐述了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并着重强调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紧迫性。他对工作团全体成员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强调必须入住贫下中农的家中，与农民共餐、共宿、共劳作，严禁任何形式的特殊化待遇，并要求紧密依靠贫下中农群众，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原本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势力篡夺的领导权重新夺回。他制定了严格的八项纪律，任何违反规定的队员，都将面临开除党籍和公职的严厉处分。工作队员不得携带私人物品，不得擅自外出就餐，违者将开除公职，若为党员，则一并开除党籍；与女社员发生不当两性关系者，将按坏分子处理，等等。

在深入农村之前，工作队员对当地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然而，一旦下沉到基层，他们才深刻意识到农民生活之艰辛，农村境况之困苦。与农民共同居住、共同劳动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若要与农民同桌共餐，就意味着可能面临饥饿甚至患上水肿病。王昭同志以身作则，选择入住一户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每日清晨，他仅以土豆和白开水为食；午间，则是霉变的青稞面馍；晚间，则以干菜根泡水煮食，内加少许杂面，形成一碗糊糊，唯一的调料不过是干辣椒面。对于一位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样的饮食简直是难以维生的。

公安厅特地派遣一名警卫随同王昭，意图为他单独准备餐食，此举却遭到了严厉的指责。与他一同下基层的两位省委副书记，仅仅逗留了一周便以各种理由返回西宁，甚至直接住院。而执着于工作的王昭，尽管身患糖尿病，却毅然决然地留在了那里。直至高烧不退，他才不得不返回西宁接受治疗。病情稍有缓解，他又立刻重返岗位。包括他的警卫在内，几名干部商议后，纷纷以各种理由劝说王昭每周返回西宁一两次，以改善其生活条件。经过三个多月的“四清”运动，王昭本人以及一百多名工作队员均患上了浮肿病。更有七名工作队员因饥饿难耐，竟违反纪律私自带食品，或是让家人秘密送来饼干、糖果等食物，或是偷偷前往平安镇高价购买食物，一旦被发现，便被开除党籍或公职。

自那以后，王昭全力以赴地推行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力开展“四清”运动，严格执行西北局的指示，在农村实施“民主革命补课”，重新界定地主、富农身份（在牧区则界定牧主和富牧），对基层干部进行彻底整顿，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转嫁给基层干部。

王昭将青海经济本已好转的势头硬生生推向了深渊。他对农村的极度贫困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是他亲身经历的。为何他要这么做？或许是被形势所迫。然而，当时要求各省委必须开展社教试点，并向中央汇报。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植霖若不亲自参与，王昭为何要主动承担这个重任？这我一直感到困惑。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接受治疗，休养身体。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际，王昭因糖尿病之苦，正在北京接受治疗。同时，他还饱受肺气肿等多种病症的折磨。这些病症与他过去在青海省五年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青海省，除却东部农业区海拔低于3000米之外，超过80%的土地均位于4000米以上的高原。王昭曾遍历青海大地，甚至亲自带领科技人员深入高寒牧区，考察地质、矿藏、牧场以及草地的状况，致力于推动青海省农牧业的生产发展以及石油、有色金属、盐湖的开采。在那里，气候变幻无常，有时在短短的上午或下午，便能体验到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高原的严重缺氧对病患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曾有一回，王昭赴玉树，行至海拔5600米的巴彦喀拉山巅，不幸氧气袋中的氧气告罄，导致他瞬间失去意识。司机立刻加快车速，意图在最短的时间内穿越山岭，抵达海拔较低的区域。虽然成功越过了山峰，然而当车辆抵达超过4000米的低地时，却不幸发生翻车事故。王昭腰部和颈部遭受重伤，尽管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他的脖子依然难以灵活转动，腰部也无法伸直。尽管如此，他依然坚韧不拔地坚持工作。他的心中充满了改变青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摄于1949年解放大西北之际，前排右起第一人即为王昭。

王昭在“四清运动”中走左倾路线。

在“四清”运动期间，王昭率队抵达平安公社，旨在为全省社教运动的全面铺开树立一个典范。他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首项标题便鲜明地指出“平安公社实非安宁之地”。报告中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干部在“大跃进”时期所执行的强令措施、过度占用资源等现象进行了揭露，将民众对“大跃进”的不满言论、细微的不法行为，统统归结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迹象；将部分基层干部在极左路线驱使下所犯的违法行为，归咎于阶级敌人企图篡夺领导权；将个别地主、富农家庭成员的任何举动，均视为企图反攻倒算的行为。

在平安公社、大队、生产队，高达90%的干部遭受了批斗的折磨，其中37人承受不住压力而选择了自杀，另有19人被依法逮捕。在对抗敌人的斗争时期，针对所谓的“五类分子”，组织了一系列群众性的批斗大会。尽管工作组人员反复叮嘱参与者如何言辞，如何进行批判，但积极分子登台后仍感迷茫，不知从何说起。因为那些“五类分子”早已成为“死老虎”，他们并没有进行任何破坏活动，临时捏造的罪名也难以立足。结果，大会常常陷入尴尬的冷场。

社员们并未如预期般追忆旧社会的苦难，而是纷纷提及自“大跃进”以来的困苦。为了做好充分准备，工作队员有时不得不事先编排社员如何在台上进行忆苦思甜的表演，反复指导。然而，当他们真正走上台时，许多人言辞间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大跃进”那段历史，描述干部的压迫、亲人的饥饿之死……话语间泪水横飞。若现场有原干部在场，只需一名社员呼唤其名，瞬间便有人将他拉上台，拳脚相加，无人能够阻止。忆苦思甜活动竟演变为一场武斗，甚至有干部被当场打死。

湟中县的数据显示，在“四清”运动期间，全县共有349名基层干部不幸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1966年，青海省的13个县在“四清”运动中，共有1700余名干部不幸离世，其中99%以上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而公社及县级干部的自杀人数则仅有40余人。

依据“四清”运动的既定构想，意图是将那些被不良分子篡夺领导权的农村干部予以撤换或改组，选拔出深受群众信赖的优秀人才担任领导职务。然而，颇具讽刺色彩的是，王昭亲自负责蹲点的那个大队，最终当选的党支部书记竟是刘××。此人在土改时期并未改变命运，以至于娶妻无望，终其一生孤身一人。工作组进驻村庄时，需挑选条件最差的农家作为驻地。刘××的家境最为贫穷，两间破旧的草房连人也无法居住。正是在工作组的资助下，才得以修缮得以暂居。显而易见，如此人物若担任大队干部，实难胜任领导职责。随王昭被捕入狱，刘××也遭受牵连，多次遭受游街示众与残酷殴打，终不久于人世。

王昭的“左”倾向亦体现在干部退还赃物与群众分配红利之上。“大跃进”时期，官员为免自身与家人陷入饥饿困境，普遍采取多吃多占的策略。如今，清算这些官员累积的多余粮食与贪污的金钱，数额巨大，实则难以兑现。工作组起初让社员们期待过高，待到实际退还时，却几乎无物可退。这是因为，在极度贫困的农村，即便干部的境遇亦不比社员好多少，他们所多得的粮食无法再吐出。干部家中饿死人的现象并不普遍，但这却是事实。然而，若要将“大跃进”时期所多占的粮食退还，无疑将断送他们的生计。不少干部因此选择自杀，企图以此保护家中有限的粮食不被退还，为家人留下一条生路。至于家庭财产，则寥寥无几，不过是衣物修补较少，锅碗瓢盆俱全，或许多几件木质家具。更有甚者，有的工作组甚至将刚嫁入干部家庭的媳妇娘家陪嫁的衣物也纳入分红之列。甚至有的大队，为了分配一件女式灯芯绒外套（最值钱的一件衣服）而产生争执，最终无奈之下，只能用剪刀将外套剪成五块，分给社员。

青海的“四清”运动愈发偏向“左”倾。自1965年起，在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积极推动下，运动内容有所扩展——着手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对“漏划”的地主、富农进行重新划分。与“大跃进”时期不同的是，此次运动主要组织群众进行所谓的“说理斗争”，逮捕和法办的情况相对较少。至1966年，重新划分和确认的地主、富农成分及其分子逾万人，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错误。

1961年的“王青天”今在何方？昔日的王昭与今日的王昭，宛如两世之人。

若当初不采取那样极端的措施，自身生命亦难保……此时的王昭亦如此。王昭若不采取这种做法，自有人如张昭、李昭般接替。

1950年，王昭任肩负64军政委重任，奔赴朝鲜战场，参与指挥了数百场激战；至1952年，年仅35岁的他已荣任志愿军19兵团的政治部主任。

迎邓小平致隐患

1966年三月，邓小平同志携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一行领导，莅临青海进行实地考察，主要目的是探访位于该省的211厂——我国核武器制造与实验的核心基地。

为迎接邓小平的到来，王昭特意组建了一个专项工作小组，投入了大量的精心准备。从每一餐的菜单，到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周密策划。例如，他提前下令玉树军分区派遣两个班的士兵攀登高峰捕猎雪鸡。雪鸡栖息于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之上，以高山雪莲为食，肉质鲜美，营养丰富。鉴于有人偏好狗肉，他指示公安厅宰杀了一只警犬。为满足首长的购物需求，他还从全省各地调集了珍贵的野生皮毛。起初，邓小平并不打算在西宁市居住，而是打算在专列火车上过夜。但在王昭的多次恳请下，邓小平同意入住由高锋同志在担任第一书记时期为毛主席所建、毛主席未曾踏足过的胜利公园宾馆，并在此会见处以上干部，与他们合影留念。面对这份深情厚谊，邓小平最终同意入住胜利公园宾馆。为确保安全，公安厅将宾馆的全体服务人员替换为公安人员，炊事人员也受到公安人员的严密监控。王昭对每个房间的布局以及家具的摆放都亲自检查，仅邓小平所住房间的床的位置就更改了三次。为了凸显政治氛围，他煞费苦心地挑选书籍，最终决定放置《毛泽东选集》四卷和《毛主席语录》。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著作，仅在书架上摆放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本。

正当王昭忙碌之际，毛主席在上海与杭州两地秘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并未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要员参与，其目的是紧锣密鼓地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表面上请假前往西北地区视察“大三线”建设，他抵达青海后，言辞稀少，神情显得有些沉闷，满心忧虑。我有幸作为公安厅临时抽调至宾馆的服务人员，亲身见证了邓小平那严肃的面容。

王昭代表省委所作的汇报，是在从西宁驶往海晏县221厂的专列上进行的。邓小平全程沉默寡言，可见其心情之沉重。尽管如此，他品尝了准备的雪鸡，并对其味道给予了好评。在此，我想分享一段小插曲：

邓小平到宾馆住下，不愿意走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鸡，炊事员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雪鸡统统上了。等薄一波等从塔尔寺回来，另开一桌饭时，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已经尝鲜，我们吃狗肉即可。”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为领导准备的珍贵皮毛和特产，邓小平并未购买，反而是随行北京工作人员购买了一些。

邓小平一行人告别了青海，而王昭却因病在北京接受治疗。正当红卫兵掀起造反的浪潮时，刘澜涛劝王昭暂缓返回青海，安心养病。这自然是一个绝佳的借口。然而，王昭得知省委因造反派的活动而陷入瘫痪，无法正常运作，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辛勤耕耘的成果付诸东流，不能让青海人民再次承受苦难。”于是，他不顾善意的劝阻，毅然返回了西宁。在此期间，他时常与冲击省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展开辩论，屡遭推搡和殴打，身上伤痕累累。尽管如此，那时尚无人敢于公开对他实施武斗。

王昭深陷迷思，日复一日地投入工作，常与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激烈辩论。在1961年、1962年那场整风运动中，直接或间接遭受处分的人们，见风使舵，对造反派出谋划策，泄露内部机密，成为攻击王昭的“炮弹”。就连接待工作的细节也被一一揭露在大字报上，揭露王昭为接待上级不惜花费数万元，仅餐费一项就超过了一万元，而每人仅需缴纳1.65元，总计不过几百元。尤其是派遣两个班的兵力猎捕十天，战士们在高山之上备受艰辛，甚至有人手脚冻伤。为了接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61个“叛徒”集团成员，竟不惜动用如此庞大的力量，耗费民众血汗，这充分表明王昭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中还指责他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著作混放，供邓阅读，罪孽深重！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随着刘、邓二人遭受公开的批判，造反派将王昭拘禁，对他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批斗。与此同时，省委中的一些副书记与常委们，竟将所有责任归咎于王昭，他们频繁地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这些曾在“大跃进”时期标榜为“左”倾派别的人物，竟然转眼之间转变为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

1964年，王昭考察柴达木。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不幸被造反派囚禁于省委的汽车房中。某晚，他起身小解时不慎跌倒，不幸摔断了一只胳膊。造反派拒绝让他入院治疗，仅以绷带简单包扎。得知此情，一位同情他的警卫员深知若不及时治疗，王昭恐将终身残疾。于是，在深夜时分，他悄悄砸开了汽车房的锁，将王昭从囚禁之地解救出来。随后，他们乘坐苏联制造的嘎斯六九吉普车，历经大通、祁连，穿越祁连山脉，抵达甘肃张掖，再转乘火车抵达洛阳。王昭更改了姓名，秘密入住洛阳的骨科医院接受治疗。

王昭突如其来的失踪，令那些造反派暴跳如雷，纷纷派遣人手四处搜寻。在北京，王昭的住所周围，有人昼夜不停地守候，却始终未能找到他的踪迹。负责将王昭秘密转移到洛阳的警卫人员，安排得十分周密，若他安心养病，本应能够安全无虞。然而，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缺乏认识，他抱持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误以为这只是一次像过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很快便能平息。然而，他终究是大错特错了，等待他的，将是无法承受的灾难。

1967年春，青海的两大群众派别——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称“捍卫队”）与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争夺对《青海日报》的控制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2月23日，驻守在报社周边的部队，原本旨在阻止武斗，却与“八·一八”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部队开枪闯入报社，导致179人当场丧生，另有超过1000人受伤。事件远不止于此，短短数日内，驻军与公、检、法机关携手，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搜捕“八·一八”的骨干成员，人数高达数千。由于省、市监狱人满为患，这些被捕者被临时关押于一些机关的礼堂中。“八·一八”的主要头目中，唯有马继文（一名汽车场工人）身中五弹，命悬一线。军管会下令全力抢救，以保留“活证据”，终使其性命得以保住。其余头目则无一幸免，均被逮捕。“八·一八”随后被正式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解散。在随后的一个月内，“捍卫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八·一八”的被捕骨干实施了各种残酷的刑讯逼供，这不仅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间的仇恨，也为“八·一八”日后平反后的报复行动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将“二·二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行径。赵永夫、张晓川被指认为此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而王昭则被认定与此事件有直接关联。赵永夫时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张晓川则担任总后勤部205部队的司令兼政治委员。鉴于开枪部队由他们指挥，他们的直接关联性自不待言。事件爆发后，数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众被逮捕和审讯，这一行动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为这起悲剧承担相应责任。尽管他们始终否认下令开枪，且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曾下达过此类命令，但王昭与“二·二三事件”并无实质联系。他在洛阳接受治疗，仅有其警卫员知晓此事，他与任何造反派均无联系，且他本人也是两大派群众组织共同指名要打倒和批斗的对象。然而，这一颠倒黑白的事实却在报纸上刊登，广播中播出。王昭在听到广播后，感到极度愤怒与不满。他决定前往北京，向中央领导、毛主席和周总理陈述真相。

王昭过于轻信，对于他人的警告置若罔闻。有人告诫他不宜前往，鉴于“八·一八”事件中伤亡惨重，四处搜寻他的踪迹，若落入他人手中，恐怕难以有好日子过。他应该避免眼前的不幸，切勿自投罗网。然而，他并未采纳这些建议，伤势未愈便返回了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迅速将他拘捕，并向“八·一八”事件的相关部门通报了此事。青海省的造反派得知后，如获至宝，立即派员前往北京对王昭进行批斗。

周恩来指示，王昭遭“左”倾打压。

周恩来在1967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时，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王昭被带走时，大声说：“我和他们（指赵永夫、张晓川）并无瓜葛！”然而，无人对此作出回应。造反派强烈要求将王昭押回青海进行批判，周恩来则明确表示：“允许你们将王昭带回青海进行批判，但必须坚持文斗，严禁武斗；火候要适中，确保他的生命安全不受威胁。”

王昭悲愤交加，泪眼朦胧，若早些听从劝诫，在洛阳隐秘治疗，又何至于此境地。

当王昭被押送回青海之际，“八·一八”已成为中央认可的反动派组织。那些遭受伤害的造反派家属与亲人，怀揣着炽烈的复仇之心，对王昭进行了残酷的批斗。我无意详细描绘那些惨无人道的行径，仅以一例为证。曾有一次，王昭被悬挂于解放牌卡车上公开羞辱，负责押送他的六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蒂随意扔入他的衣领，总计达21颗，王昭的脊背因此被烧出了数十个血泡。

数月之后，王昭被正式拘捕，并被监禁于公安厅监狱之中。他身患多种疾病，且手臂骨折尚未痊愈，加之监狱恶劣的生活环境，不久便病倒。尽管如此，他依然抱持着一线希望，屡次致信周恩来总理，以期为自己洗脱冤屈。我不得而知周总理是否收到了王昭的信件，但鉴于他亲自批准了对王昭的正式逮捕，想必其中自有其因。王昭坚持不懈地写信，累计已达12封之多。

王昭对于专案组指控其为罗瑞卿“死党”的指控始终予以否认。在致总理的信中，他明确指出，二人之间仅存在工作上的联系，并无其他关联；回顾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罗瑞卿在公安部党组会议上曾强调，“公安部系毛主席直接领导的重要部门，在中直机关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反右派斗争中应发挥引领作用”。据此，共有63人被划为右派，另有众多人被定右倾，遭受党纪或政纪的惩处。王昭身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均经过严格审查，政治历史清白，而那些被划为右派者并无明显问题，只是因向领导提出意见便被扣上右派帽子，此等做法实属不公。然而，鉴于罗瑞卿的威望，他无法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因此他对此深感愧疚。

当前，青海省正处于军事管理之下，省公检法军管会的主任由曾征担任，他不仅是省军区副司令，同时也是王昭专案组的组长。王昭恐怕难以预料，自1961年他抵达青海，旨在纠正“大跃进”期间的左倾错误、平息叛乱以来，不仅招致了众多地方官员，包括大小官员的不满，甚至也触动了部分军队内部人员。1958年的武装叛乱平息过程中，青海省军区司令为孙光，而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同时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书记。孙光在平叛过程中犯下重大错误，因此被降职至陕西省军区担任副职。许多军方人士至今难忘，是王昭在1961年将目光投向青海，对他们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看守所与劳改局职工医院仅相距数百米。1970年，王昭病情危重。看守所向军管会紧急汇报，请求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并通知医院预留病房。然而，军管会拖延未予回应。直至王昭病情恶化，生命垂危，看守所医生深感责任重大，只得亲自前往军管会向领导汇报。当时，几位负责人正在打扑克，医生紧张地在一旁说道：“王昭大出血，我们无力救治，若不及时送医，今晚恐将不保。”军管会一位副主任边打牌边冷漠回应：“王昭非省委书记、非省长，乃经中央批准逮捕的罪犯，系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何对他如此同情？阶级感情何在？造反派的血岂能白流？”

医生无言以对，只得转身离去。他深知自己已竭尽所能，王昭之死与他无涉。

第二天早晨，看守员打开王昭监房，发现他已死。地上有一摊血，王昭手里还攥着没有写完的信。信上写着：

“周总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还没有到你手里时（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手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来纠正青海省委错误路线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做了，使青海的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平反了大批冤案，有效地制止了非正常死亡，民心也比较顺，只要继续努力，青海的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我知道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好，这几年省委和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对工农业生产抓得不是很紧，那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反修防修，使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我一直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在做工作，刚来青海时，我身体非常健康，你找我谈话时，不是还赞扬我的身体好、到青海工作没有问题吗？可我现在一身是病。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死党，说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都不是事实。我和罗瑞卿在公安部是工作关系，他到总参当（掉了‘总’字——引注）参谋长后，我们很少接触，只是1962年中央在兰州召开西北民族工作座谈会，罗瑞卿到西北视察，到会听取对军民关系的意见时，我对1958年至1959年军队在青海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时，不按中央政策办事，残酷虐待俘虏和滥杀无辜、严重伤害民族感情谈了看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省军区司令孙光处理太轻提过意见。罗瑞卿表示，我的意见很好，将认真研究。我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光明正大提意见，没有和罗瑞卿有私下往来，怎么就是罗瑞卿死党呢？‘二·二三’事件前20多天，我就偷着离开青海，到洛阳治病，两派造反组织都要斗争我，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直到中央决定为‘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平反，才知道青海发生了‘二·二三’事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中央决定把我和‘二·二三’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总理，你可能听过青海省某些人不实的汇报，才同意对我批斗、逮捕的吧……”

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1958到1960年，青海对于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属，以无名尸体处理。如今，王昭也是这个待遇。他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夫人在北京工作，文革中受尽折磨，王死后抑郁而终。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军管会不敢不向中央报告，但谎说王昭住在医院，经过多方抢救无效死亡。周总理知道后，批评青海没有按他的指示保护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这对于死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过对关在监狱里的其他受害者却大有好处。第一个受益者就是被王昭从公安部要到青海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主管政法工作的王仲方。

王仲方做了罗瑞卿十年政治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牵连最先受到冲击，早于王昭几个月，经周总理批准被捕入狱。王昭和王仲方是造反派要打倒的省委主要对象，也是被批斗得最残酷的。而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副书记、常委们，基本没有什么触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昭到青海后纠“左”确实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时机一到，终于遭到报复。

王昭死后不久，看守所里来了几位医生，非常仔细地给王仲方检查身体，给他打针，服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好药。伙食上照顾尤佳，派专人做好饭、好菜，王仲方称之为“吃小灶”（文革前，厅以上干部有专门供应的副食品，专人做饭吃，叫作小灶；另外还有特殊的商品供应）。这才使身体每况愈下的他被关押5年后，还能活着走出监狱。在回忆录《炼狱》中，王仲方说：“我感谢王昭在天之灵对我的关怀，要不是他的死引起中央领导注意，改善监管条件，我也不会活着走出监狱。我强烈痛恨造反派对王昭和我的迫害。”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家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饱含深情和眼泪迎接战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