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毛泽东的深远意义

毛泽东同志离世之后，面对国内外对毛泽东思想的诸多不同观点，邓小平同志以历史和战略的眼光深刻指出，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乎国际国内的政治大局。在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他更加重视并亲自领导了对毛泽东同志工作的实事求是评价，以此确保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并引导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稳步前行。

毛泽东思想核心是实事求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原则，即“任何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坚定支持；任何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必须无条件遵循”。当时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对这一方针深感困惑，他向前来探望的王震直言，“两个凡是”并非马克思主义，亦非毛泽东思想的体现。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转换失败】： 1977年3月，邓小平被平反并将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仍不认同“两个凡是”。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毛主席讲话是受背景、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影响，不能任意移植，它的正确性是受上述因素的制约。他进一步论证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1977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在会上，邓小平同志就如何全面、精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工作，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阐释。

“我的观点是，应当以全面、精准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这要求我们首先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全面且准确的理解，进而熟练地学习、把握并运用其理论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工作。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扭曲，从而避免对其造成损害。毛泽东思想并非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方面，而是在众多领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

同年9月19日，邓小平与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就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进行讨论时，再度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准确无误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全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所作的题词‘实事求是’，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我曾提出，必须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随后又补充了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

在1978年6月，邓小平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出发点的重大意义。

1978年6月2日，在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念，他明确指出：

“诸多同志在日常交流中频繁提及毛泽东思想，却常常忽视、摒弃，甚至抵触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论。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坚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竟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和核心。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洞察问题、剖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正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在会议中，邓小平引用了毛泽东的多部著作，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强调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理论方法都是基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阐述问题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语：“我在撰写文章时，很少直接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观点，而报纸却频繁引用我的言论，这种重复让我感到不适。我们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语言来撰写文章。”由此可以得出，若有人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他们还能谈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呢？

探讨如何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在东北巡视期间给出了明确回应。他明确表示，“两个凡是”并不能算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传承，若继续推行，只会对毛泽东思想造成伤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邓小平强调：“马克思和列宁未曾提出过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为革命指明了正确道路。在军阀割据、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他领导人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发动革命，而我们同样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开展革命。在原则上，这一点是相通的，但我们先从农村入手，逐步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指导思想，我们怎么可能提出并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又如何能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呢？”

毛泽东功绩永存。

在毛泽东同志离世之际，“非毛化”思潮初露端倪，邓小平同志便深刻洞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国际国内均高度关注我国对毛泽东同志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明确表示：

【转换失败】： “回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邓小平在诸多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观点：“若无毛主席，我国人民至少还需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一段时光。”他对党内高层领导同志明确表示：“我们不应苛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毫无瑕疵，这样的要求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坚定维护毛主席这面光辉旗帜，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对其进行伤害。否定毛主席，便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那段光辉的历史。”

毛泽东曾多次公开赞誉邓小平的公正待人之道，这一点确实不容置疑。邓小平一直坚决反对将历史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在1984年3月25日的一次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邓小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承认，一些失误我也应承担责任。我并非一般干部，而是身处领导岗位，自1956年起便担任总书记。那时中国有七位领导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前，无论是正确决策还是错误决策，都有我的参与，不能将所有错误都归咎于毛泽东。”他还进一步指出：“错误并非仅毛泽东一人所有，我们这些领导人也都有过错。1958年的‘大跃进’并非仅仅是毛泽东一人头脑发热，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同样有过热之时。”

邓小平始终坚持，不能将所有失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他曾明确指出：“历史并非如此简单。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那时的错误，是众人的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缺乏经验。”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意识到党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并试图进行纠正，然而他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采取的措施也失当，从而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邓小平还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的经历，多次谈到毛泽东对待老干部不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针，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我比较安全。有毛主席保护，专门指定人和部队保护我。我被罢了官后，毛主席为了不让‘四人帮’掌握主要权力，把华国锋主席提到主要的领导岗位。”“‘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了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职务撤掉了，但毛主席还是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的错误虽不容忽视，但他的许多观点亦不乏正确之处。例如，在外交政策上，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抵制霸权主义，明确表示中国永不称霸，并将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这些理念极具价值，将指导我们的行动方向。”“毛主席决定让我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其目的主要是让我阐述‘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一个全新的战略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向世界传递了对毛泽东同志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明确表示：“我们始终高度赞誉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他成功地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毛泽东同志为我国党和国家的建设确立了系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延安时代，从哲学、政治、经济到党的建设，毛泽东同志都有卓越的创举。然而，遗憾的是，他在晚年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与他的既往思想相悖。如今，我们的任务是还原毛泽东思想的原始面貌。”

毛泽东始终是我们党的领袖。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审阅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草稿后，提出了三点指导性意见。首要之点便是“必须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并坚持与丰富毛泽东思想。这一点，是最为关键的”。在决议的编纂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对草案提出了修改建议，其对决议最终形态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亦曾对编纂小组强调，面对某些错误观点，必须坚定立场，迎难而上。

1980年6月，决议草案终于成形。然而，邓小平同志审视过后，并未感到满意。6月27日，他与时任中央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对这份决议草案进行了审阅，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修订。我们起初的目标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思想，但这份草案并未充分体现这一初衷。”他还指出，决议的核心应聚焦于阐述毛泽东思想及其正确之处。对于错误的部分，固然需要予以批评，但必须适度。仅仅批评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错误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层面。毛泽东同志虽曾发表许多有益言论，但遗憾的是，由于过去某些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他的正确思想被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根源在于他违背了自己的正确原则。

“若不提及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贡献与过失的评价便显得失当，这将难以被老一辈工人阶级所接受，同样，也难为当年土改时期的贫苦农民所认同，与他们紧密联系的众多干部亦持此观点。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绝不可轻易丢弃。一旦摒弃，实则是对我党辉煌历史的否认。”

“决议稿中关于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不可或缺。这不仅关乎理论，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议题，牵涉到国际与国内的深远政治影响。若此部分未能妥善呈现，甚至不如不撰写整个决议。”

“若不深入学习并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将犯下具有历史性严重错误。”

“近期，部分同志倾向于将诸多问题归咎于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实则，诸多问题并非仅凭个人品质就能解释清楚。即便一个人品质优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也难免犯下错误。”

毛泽东同志并非孤立无援的个体，他始终是我们党的核心领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失误时，我们必须适度，避免过度指责，以免对毛泽东同志的形象造成污点，进而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声誉。这样的行为是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的。

“在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部分，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内容。同时，在结束语中还应加入相关学习建议。”

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特地邀请了四十余位同志共同对决议稿进行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经过多次反复修订，最终形成了一份较为成熟的文稿。5月19日，在讨论决议稿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就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见解。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应当排在首位，而错误则位居其次。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我们党中央应当承担责任，其他同志也应分担责任，这或许更符合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的失误，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不但如此，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了对毛泽东同志评价的两大原则：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他明确表示：“之前一段时间内，对毛泽东同志的某些问题的讨论过于激烈，有必要进行纠正。这样做更符合实际情况，对于国家整体的形象以及党的形象都将大有裨益。过去的问题责任应由集体分担一部分，当然，毛泽东同志也需承担主要责任。……我和陈云同志当时身为政治局常委，至少我们两人都应承担责任。”

同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审议并通过，该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与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且精准的评判。在闭幕式上，邓小平同志表示，这份决议“完全符合我们最初的预期”，并强调其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直至生命终结，邓小平同志始终坚信“不能将那时的所有失误归咎于毛主席”；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方面才是主导性的，他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时至今日依旧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否定如此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等于是否定我国的一段宝贵历史”。

天安门毛主席像是国象征。

1980年8月21日与23日，邓小平同志于人民大会堂先后两次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利埃·法拉奇的专访。此时，中央正着手筹备起草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法拉奇的采访时机选择得如此精准，显然是出于其明确的意图。邓小平亦借此良机，通过这位享誉世界的媒体人士之笔，向全球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法拉奇在采访前做了详尽的准备，信心满满地步入访谈。她的提问直截了当，又不失尖锐和挑衅意味。凭借对国际政界重要人物的深入访谈而著称，她足迹遍布全球，曾与二十余位国家领导人进行过交流。带着满腹疑问，她落座后便直奔主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是否应该永久保留？”邓小平回应道：“当然应该保留。过去毛主席像过多，遍布各地，这并非严肃之举，也不足以体现对毛主席的真正尊敬。尽管毛主席在一段时间内犯了错误，但他始终是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在评价他的功过时，错误只是次要的。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功绩不容抹灭。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情感出发，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

◆矗立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毛主席彩色巨幅画像，已成为全体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肖像。它不仅承载着国民对新中国奠基人深沉的情感，更是一份深植于内心的共同记忆。

法拉奇进而发问：“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许多事情西方人难以理解。当我们谈论‘四人帮’时，往往会将诸多错误归咎于他们，尽管口中只提及‘四人帮’，但实际上却是指代了五个人。”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挑衅意味，然而邓小平却从容不迫地向她解释，这涉及到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他接着说：

“毛主席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致力于伟大的事业，多次将党和国家从危机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若非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中国人民或许还需在漫长的黑暗中继续摸索。毛主席最卓越的贡献，在于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应当说，在六十年代之前，乃至五十年代后期，他的诸多思想引领我们走向了胜利，他所提出的根本原则无不正确。他独具匠心地将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各个领域，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等，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法拉奇追问：“主席推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邓小平回应：“就主席的初衷而言，是希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对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判断出现了偏差。首先错误地将革命目标指向了党内，造成了针对那些在革命中贡献卓越、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的打击，刘少奇同志便是其中之一。主席在逝世前几年曾提到，‘文化大革命’存在两大错误，即‘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仅这两点，就足以证明‘文化大革命’并非正确之举。”

邓小平对法拉奇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坚定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毕生智慧的精华所在。它不仅在过去引领我们赢得了革命的成功，而且现在与未来，都应成为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我们不仅要将毛主席的画像永久悬挂于天安门之上，以此作为国家的象征，更要将毛主席视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奠基人进行纪念，同时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绝不会效仿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做法来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在回答法拉奇的询问时指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并非出于毛主席本人意愿。”法拉奇追问：“那是否意味着毛主席纪念堂不久将被拆除？”对此，邓小平表示：“我并不支持对其进行拆除。一旦进行改动，可能会引发众多非议。尽管建立之初有争议，但若改动，无疑会激起公众的讨论。目前，国际上普遍猜测我们可能会摧毁纪念堂，但这并非我们的意图。”

就要结束采访时，法拉奇突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对自己怎么评价？”邓小平坦然而郑重地回答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同年8月31日至9月1日，法拉奇的访谈内容分两期全文对外发布，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广泛转载。法拉奇因此感到自豪，她表示：“采访邓小平是一次无与伦比、绝无仅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名单中，我鲜少遇到像他这样智慧、坦率且文雅的人。邓小平无疑是出类拔萃的，能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拥有他，实乃一大幸事！”

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的北京记者时，该记者提及了五年前法拉奇对其的采访。邓小平面带微笑回应道：“她向我提出了诸多难题。那对我而言，无疑是一场考验，不知是否顺利通过。那是我与外国记者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估计持续了六七个小时。”

“我们致力于改革开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未曾舍弃马克思、列宁，亦未曾舍弃毛泽东的思想。我们的根基不可忘却！”